September 2007 Archives

◇9.24龙泉事件现场图片:胡锦涛总书记救救农民
◇9.24-龙泉土地斗争进入“白刃战”
◇龙泉现场最新消息9月25日
◇急！急！急！
◇龙渊村公民权益遭强暴，龙泉政府为十七大献厚礼！！！
◇谁埋葬了土地的心
◇9月26日“征地拆迁突击月”，龙泉政府军1000大队人马强势推进，杀的龙渊一村200刁民片甲不留

龙泉市龙渊一村，今天上午8：00-9：00之间，龙泉市土地局，街道办，派出所齐出动，带了三四十名在当地打工的广东青年，准备强行收割田里的稻谷，100多村民发现后拦住了他们，双方发生了僵持，没有发生肢体冲突。

下午来的人不多，两辆铲车（推土机）进入现场，试图推土埋田，200多村民出来制止，村民把粪便撒在与进入者相聚几米的地方，搁置铁板，防止铲车进入，因为村民阻拦，铲车今天未进入农田。

消防队，检察院，法院有行政人员过来，看村民人数众多，相继离去。

距离农田3里路的一个工地，今天有40车泥卸下，在工地上做事的村民称，这些泥土是政府用来填欲征用的农田的。有工人看见，司机们结算了200块钱后离去，等明天通知。

2007年2月1日，国务院做出最终裁决：认定浙江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程序有瑕疵，浙江省人民政府应将浙土字A2005第10001号土地征收决定中征用一村的15．４２２８公顷的集体所有土也种类由未利用地变更为耕地；国务院还裁决责令浙江省人民政府完善批准征收耕地的相关手续．

农民已经打赢这场土地官司，龙泉政府的强制行为明显违背国务院最终裁决，不知道这件事会以怎样的方式解决，是政府与农民和平协商，还是采用强制的违法暴力手段。

「壹报」将继续追踪事态发展....

相关历史资料

• 浙江龙泉政府征收农民土地引发纠纷调查
• CCTV.com-浙江龙泉土地纠纷调查：农民告赢省政府
• 「民间」：龙泉土地斗争全记录

9.24日上午，

龙泉政府再搞突然袭击，

先是找人来割稻子，被阻拦，

调来40大车泥土，欲填埋良田，

200余村民搏命上阵，

搁置铁板，泼洒大粪阻塞泥车通向良田的路，

拦截泥车进入，

村民冒死拦截，

泥车暂时把泥卸在马路上离去，

还在僵持中，

已有公安进入现场，

不知事态如何发展....



                               ——「壹报」将继续关注事态变化

新鲜事！

龙泉千年良田，

中央政府说：保住！

地方政府：填掉！



早上七点突然出现二十辆装满沙土的卡车疯狂往良田倾倒，暴力征地开始。

刚刚成熟的稻田毁于一旦，龙泉这儿的良田从晋朝就开始种植了，却被龙泉市政府以荒地上报省政府，结果被国务院识破，责令改回农田性质。

现在这些国家基本良田却在完全没有办手续的情况下将被沙土掩埋，农民欲哭无泪，只有用身体挡卡车了。

农民不能没有良田，农田是农民的根。这还是上午填的农田，下午因场面混乱，无法拍照。目前已填埋了近五十米良田。没有合法手续，而且无视国务院的裁定，视中央政府于不顾。真是新鲜事，中央要保农田，地方政府要填农田。怎么办？

最新消息：

     下午3点46分刚接到张丽锋电话，因为各位博客大侠转载了壹报的紧急呼吁，并通过几大资讯博客与MSN传播，网上声援不断，加上中央电视台记者直接闻讯打电话给龙泉市长，一百多农民组成护地队寸步不让，用身体拦住铲车，终于在离村田一米的地方，铲车刚刚停下，但是其它村八村已有50米田被填，龙泉市长捎信给农民：今天暂停，看你们答复。

    网上消息起了效果，但不容乐观，一报保持关注，一有消息会告知大家。一起努力，促成双方理解协商吧。

                                                       「壹报」主人 翟明磊  4点15分（2007，9，22）

因此事情紧急，壹报主人中止专题中国劳工调查发布，刊登此呼吁。
吁请各方冷静， 阻止定州血案再次发生。

各位社会各界人士

我是公民记者翟明磊，也是报道《龙泉土地斗争全纪录》作者，龙泉农民土地维权 一开始以农民阻挡非法征地铲车开始，经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包括律师，学者，记者的帮助，在温家宝总理直接关心下，国务院派出司长带头的调查组查明真相，还了农民公道，国务院下了最终裁决书，要求恢复农田性质，事情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第一个通过行政复议农民告赢省政府的案子，也开创了将可能的血性事故转化为和平协商的先例。最近国务院官员某司长特地打电话给龙泉市长，要他们管住手下人，不许对农民胡来。

不料，今天上午十一时，我接到当地维权护地领头人张丽锋的电话，龙泉市政府不顾国务院的处理决定，未补办任何手续，于今晨七点分二路30名公安开一辆大铲车与二十辆装泥土的大卡车，一路连铲带填，到龙泉农民土地中，试图将泥土填没农民的水田，目前还距村民的田只有十米，全体村民已出动到了田头。因为周六时间，一时农民们无法与国务院分管官员取得联系，龙泉政府意图这样好生米煮成熟饭，情况已很紧急，龙泉农民性格刚烈，我担心再次发生定州血案，诚请各界人士想办法立即中止此时此刻正在发生的暴力强迁，农民与政府再次和平协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龙泉市政府无视中央政府的权威，也让人惊叹，这视温总理为首的国务院于何地，视法律于何地？强烈吁请各方冷静在法律框架中平衡利益！

报道此案的《民间》夏刊停刊，我已成为公民记者，个人受点委屈无所谓，虽人弱言微，也当尽努力促成和谐达至，匆匆写上，今晚会有更新消息登出，请大家关注。

了解此前过程，请读《龙泉土地斗争全纪录》一文。

翟明磊2007年9月22日11时39分急书，

文/ 安金磊

翻开2005 年7 月的日记, 看到了这个题目, 记录的是去省城的事情,由于外出比较少, 使得偶尔一次外出感想颇多且碎。

7月22日, 我到城里拜访一位长者,在其家里谈话。朋友热情地端上切好的西瓜让大家吃, 我看到这瓜籽有些发白, 显然是不到成熟的时候, 但瓜瓤已经泛红,一眼就看出这是催熟剂催熟的, 吃起来不甜难吃更不用说口感了, 老师作为在城里待惯的人已经多见不怪、习以为常了,让我吃我也没谦让就多吃了两块, 想多为大家承担一点毒素吧。作为一位农民,当时内心真是很愧疚, 城市人是我们的同胞, 可是连成熟有能量的食物都吃不上。晚上宿在老师家里, 睡得比较晚, 心中一直在想题目中土地、农夫、城里人、食物、健康这几个内涵丰富的词, 这几个词在我心里的位置也是很重要的。

土地:自然中的土地,包括森林、池塘、山脉,无一不是自然状态的,生机无限。人类由最初的采集自然食物到定居下来耕种土地, 一直是沿着多粪肥田的路走过来,这土地也应是健康的、持续的。所以我们的土地到今天仍然是衣食之源、营养之源。我们农人有幸亲近土地, 对土地怀着无限的感激, 善待它, 耕种它,无论在种植的哪一个过程都应是这种心态,才能使得土地生生不息,无论是北方的五谷还是南方的菜蔬, 都因为有着给你营养的丰饶的土地、可信的土地才有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及贾思勰的《齐民要术》。

土地不需要大型机械的耕作、镇压,那样除了表面提高的效率无一益处, 可想这些机械轰轰作响吸的是母亲的胆汁,怎能允许如此加速自然母亲的灭亡？2006 年香港关注可持续生计组织的负责人来这里探讨农业的出路, 来指导, 来后第一句话就问我, 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了,农业大国中国以及世界农业应该怎样走? 他看到了这种危机并身体力行着可持续的生活,包括很少坐汽车。我就告诉他,农业要走畜力代替机械, 种植、养殖结合的循环农业的安金磊 农夫，有机耕作尝试者路, 也惟有此路一条......

人: 我自己是农人, 想做到自己生活的自给自足,同样我又作为消费者, 不但消费食物也消耗资源。我有幸在土地上劳作,看到自然化育食物众生,幸之又幸,所以要用自然心去劳作, 必须明白你的每个行动对自然、对土地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是反自然的吗? 要想到还有那么多众生和你守侯的土地有关,包括植物、稼禾、一草一木,田野里肉眼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昆虫鸟类, 他们是否因你的存在而过得依然平静,也应想到生活在城里的同胞, 他们没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长期亲近土地, 我代为托管是否让大家满意, 是否让大家放心,能否守护好共同的田园。我相信土地会带给城里的朋友田园的心态,相信他们这些犹如漂泊的游子最终会回到自然母亲的身边。我们所为就是要做顺其自然的人、顺其自然的事,包括你的农耕方式,劳作方式。

食物: 食物在历史上是生死温饱的代名词,因为食物在战争年代是维系人生死的生命线。可到今天,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食物多了却不健康,无营养了,因其依赖的是化肥、农药、激素和反季节栽培,想起孔子有一句话“不时者不食”, 我们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杀生害命的场所。

我在想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食物不应该是赚钱的工具, 任何时候食物就是食物, 是众生命的营养,包括田间鸟类,所有的动物以及以植物为媒相互依存的生命。我所在的田园里有多种植物, 也吸引来多种虫, 我们简单地认为庄稼里有虫就打化学农药,就等于无知地扼杀了更多的生命,等于否认了这个生态系统的存在,也因此一叶障目地否认了自己的存在,最后都过不下去了,这既缺乏生态观也没有道德观。

我理解人如果吃全了五谷杂粮,身体是不需要外来药物就能保证健康的, 所以自己深知农人掌握着众生的生杀大权, 责任是很重的。所以农事的每一个环节不是只考虑你自己,农业需要不需要那么多的化学品的投入, 要看农业里整个有生命的系统。尽管这个时代充斥着大量的化学制品,我们要用人工除草而不用除草剂,用自己沤制的土家肥让土壤里的微生物更活跃,大量的化肥、化学农药了不得, 这些不是真正的农业技术, 真正的技术是要经得起成百上千年的检验。有时觉得这个世界是你想让它变成什么样子,它就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农人有时缺的不是所谓的技术,而是对待这些所谓的技术的分辨力以及对自然的认知。

健康: 健康对于人来讲, 都追求, 都需要, 农人生产出果实来供人享用, 饱腹后身体得到的应该是健康, 我们能给人类带来健康多荣幸, 这种健康来源于事物更来源于农人的心态。我看到那么多人因为食用有药物残留的食物而致病、中毒, 看到那么多的植物过多地加入了化学药剂生长不良好, 人吃了爆发疾病, 要看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家人, 比如说, 我们的亲戚有一天因食物中毒发病进了医院,尽管不是直接吃了你的食物,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放大点看, 我们农人要用不贪利的心去做食物,所有城里人不都健康了吗? 怎么会引得城里人生病, 那样我们农人、城里人不都心安了吗?

我们要有为众同胞带来健康的愿望,能使人通过做食物做到三个层次：一是保证食物的安全, 这是最基本的; 二是总结食物的疗法, 让人们通过“食”这个环节达到营养的平衡, 尽量达到食物的完整状态, 让人因完整食物而健康, 使人不至于因营养不具全而看医生; 三是世界、世人健康本来自农业, 只有这样众生命才有健康,自然才更和谐, 被我们破损的自然才会慢慢地修复起来, 这样来看我们的农人做起来也很有意义。

想到这些, 不知是不是人的想法,无所谓, 最起码是一个自然里面生命的所感所想,无所谓对错,随它吧。

安金磊 农夫，有机耕作尝试者

文/ 陈健民

有报导说中国每六分钟便有一起维权事件发生。早前重庆"钉子户"事件所以轰动全国, 是因为杨武在"孤岛"上挥舞着五星红旗, 乃代表着千万百姓对抗强权征地,亦在质问政府是否有(物权)法不依?

近年维权事件主要集中在几个领域:农村和老城区征地纠纷、地方政府向农民摊派过重、河流和空气污染、剥削民工、商品房烂尾或管理混乱、歧视病人等。侵权事件不断出现, 有其制度成因。首先是开放政策引至的权力下放,由原来的中央计划和从上而下的控制, 转变为赋予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更高的自主权( 包括人事任命和财政运用), 但权力下放并没有进一步下放至人民手里。结果, 地方和企业干部即使滥权亦无适当制衡。譬如说, 地方政府有更高的税收运用权, 此举可激励他们各出其谋,引资搞活经济,但亦同时引发一些地方干部强征土地以进行开发, 和纵容污染工业违规运作的事件。

这种"分灶吃饭"的政策, 慢慢衍生出一种"官商共生体制",即使不涉违规犯法, 整个体制亦向大企业利益倾斜, 令劳动阶层和消费者利益受损。譬如商品房的物业管理公司, 往往是地产商的附属机构,即使物业的质量与出售书有所出入,管理公司亦不会代表业主与地产商交涉。即使管理公司服务差劣、收费高昂、工程外判时出现腐败现象, 业主亦无可奈何,因为现存法规为成立业主委员会定下太高门坎,要撤换管理公司就更是难上加难。由于管理公司背后是地产商,而地产商和政府又有千丝万缕关系, 这种"共生体制"就令利益冲突变得政治化, 增添协商的难度。

权力下放却制衡不足,官商共生造成制度倾斜, 社会冲突不断涌现。部分干部和企业老板在这种形势下, 反而采取投机策略: 地方干部要抓政绩,集中硬件建设,不惜重复投资, 只求在问题浮现前爬上另一官阶; 企业(甚至农民)不惜耗尽资源(如大量伐木、采矿)、污染环境、侵权造假,损害人民健康,为的是挣快钱, 在末世情怀中活得痛快。如果和谐社会是建基于民主法制,公平正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现时的体制却在制造大量社会冲突。重庆钉子户事件能够和平解决,实在是难能可贵,不少同类纠纷最后是演变成群众事件, 甚至是流血冲突。

为什么敦厚善良的老百姓突然间变成"暴徒", 斗胆捣乱工厂、冲激党政机关?一方面是民间怨气积累太多太久,另一方面是"聚众"从来就容易"闹事"。法国社会学家勒庞说:"人在独处时可以蛮有修养,在人群中就变得野蛮。""集体行为学说"认为人群令理性控制崩溃, 令抑压的情绪得以破堤而出。马克思和麦克亚当则详细分析人群的互动过程如何产生这种效应。譬如说人数愈多时, 人们便愈觉得自己的诉求合理。人群亦有"责任分散"的效应,觉得即使有过激行为, 对方亦难对这么多人秋后算帐。人群造成的"身份隐蔽"就像吃了"隐形神丹",令人躲在人群中放胆行事。

社会学家认为, 要将非理性的"集体行为"转化为理性的"集体行动", 主要靠组织和领袖发挥协调作用。如果公民社会发展得比较成熟,民间组织得到法律充分保障, 反而可以用集体谈判方式解决纠纷。即使出现示威游行罢工事件, 一般都会井然有序①,因为民众不用担心秋后算帐, 就无需孤注一掷, 采取过激行动。但目前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仍是忧心忡忡,恐怕民众组织起来会有政治影响。可是政府已放弃过往透过生产单位对个人的垂直型控制,老百姓人身自由大大增加,"聚众"就难以避免。石发勇教授发现我国城市"以法抗争"的集体行动多以关系网络动员起来。于建嵘教授发现农村的以法抗争有赖一群意志坚定的"抗争精英"领导。这批精英一般在30至45岁间,文化程度为初中以上,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工,家庭比较富裕,对国家政策较为熟识, 往往以中央政策对抗地方干部的侵权。

凭着这些抗争精英的道德感召和策略思维, 一些抗争行动会表现得有节有理,进退有据。但由于缺乏合法的民间组织的保护,动员过程往往走向"地下化",民众在缺乏详细讨论和策划的情况下采取抗争行动, 就更容易出现集体行为的现象, 情绪一发不可收拾,引至流血冲突。"地下化"的另一恶果是令黑社会在一些地区, 成为组织民工或农民的重要力量,长远威胁社会的治安。

国家已经不能走回头路把每个国民紧紧盯着,又不愿意发展公民社会让人民组织起来。社会正处于一种失序状态, 在地方干部权力缺乏制衡、利益向企业倾斜的体制下,民众在松散的网络和抗争精英的引领下不断出现群众事件。从无序走向有序,国家应该走回头路或是迈向公民社会?这是考验政府的智慧和勇气的时候。

① 近年因为全球化问题, 一些农民和工人组织亦走向激进化。要引导集体行动走向和平理性, 政府亦需要建立吸纳民意的机制和对民间的诉求作出适切的响应。

整理 郭玉闪

中国改革起步时,"个体工商户"的出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私营经济的发展乃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20 年过去了, 个体户这一私营经济的先驱，却在以"暂行"了20 年的条例为主的一系列文件、通知的管制下, 享受不到更多的改革成果, 得不到公平的待遇。

目前,国有公司不需要交纳"工商管理费", 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都不需要交纳"工商管理费", 工商局单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向个体户征收工商管理费, 这已经构成了对个体户的歧视, 给个体户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而且从1983 年到现在,巨额费用使用去向从未公开。

个体户们还被强制交纳个体户协会会费。各种各样名目的收费与杂税压得个体户抬不起头来。

终于,一些不屈服的小商贩迈出了维权的第一步。

就像一位政协委员所说, 一个和谐的社会总应当能容得下一个小人物一个小摊点。民间发表这些维权个体户的经历是想唤起更多为自己生存权奋斗的底层劳动者。

眼镜店老板程元福在认真研究了法律之后, 认为工商局向其征收管理费为非法行为,因此拒绝交纳。在受到工商局的行政处罚后起诉工商局, 两审败诉。

程元福称: 败诉是意料中的, 但他希望提出对政府部门违法行为的质疑, 唤醒更多人对此问题的了解和重视。

个体户交工商管理费由来已久, 从前大家都认为这个很合法, 很合理。2005 年5 月份起, 我才开始产生怀疑。当时鹰潭市工商联组织部分个体工商户代表召开了一个会议, 主要是学习国务院《关于引导、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件》。在这个文件上我注意到, 国务院提出个体户在市场竞争当中的主体地位应该是平等的。我的眼镜店位于一个专门的眼镜市场里, 将近100 户的眼镜店都在一起。我是鹰潭市眼镜行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 还是眼镜市场业主委员会的秘书长, 我以委员会的名义对个体工商管理费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了质疑, 大致四条。

其一,只收个体户管理费,不收其他市场主体的,不公平;其二, 收了管理费却从来没有为个体户、为会员服务, 那么收的这些钱用在哪里了? 其三, 我们从来没有写过申请要参加个协, 个协强迫我们参加; 其四, 我们提出把眼镜市场作为一个试点, 不交纳管理费, 自己管自己。

有关部门不理我们几个代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知道和谐是重要的, 稳定是重要的, 因此决定用法律的手段一个人去搞。后来我就不交工商管理费了。工商局给我发了催交通知书,让我交纳两倍的罚款, 其间, 工商局找我做了三次工作, 提出可以免我的管理费, 让我写一个生活有困难的免交申请。我说这不行, 这不符合我的条件, 也不符合我的性格。我说我交不起这么一点点钱人家听了笑话。最后他又做我一次工作, 说我写好你签字行吗? 不行,签字不行。最后他还找了我一个师兄,到我家做我的工作。我师兄说我太傻了。最后我跟我师兄讲,他们欺负我, 打我, 我呐喊, 通过这个呐喊能够唤醒我们个体户, 唤醒我们公民依法保护自我的意识。当时我的主导思想在这里, 我就一直坚持。

软的不行, 他开始到你家里检查各方面是不是不符合某些规定, 在你家里拍照、录像。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强硬, 他们八点半上班, 我七点半就到那, 我说坐在这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包括当处长的, 不是我的对手, 为什么? 凭年纪我快六十岁, 这些都是三四十岁, 我敢从八层楼我们两个一起跳, 你敢不敢, 凭这个年纪我够了, 我六十你四十, 这一条你不是我的对手。第二个问题经济不是我的对手。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通过半辈子的努力, 我的积蓄已经够我后面生活, 你现在拿这份工资, 我把你饭碗打掉你惨了, 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他们认同我了。

官司二审都输了, 我比较放得开的, 赢也好, 输也好, 我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 使我们的国家真正成为法制国家。这就是我的初衷。

河北省翡翠商店的个体老板檀国平同样因为起诉工商局违法收费而败诉。 他认为,国家对个体工商户的歧视性政策,已经引起了这一群体的巨大不满, 造成了社会冲突。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个体工商管理费的缺陷和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这样一个满身补丁的个体工商管理费在大多数省份长期收取。而相关管理机关对此疏于管理, 它是底层几千万商户对政府不信任的诱因。试想一下, 那些全家老小全靠一个小店来维持生机的人们, 他们一家人吃住在店里, 经常受到工商人员的骚扰, 交纳所谓的协会会费以及这样或者那样的费用, 他们如何应付? 我希望关心此事的人要热爱自己的权利, 维护自己的权利, 与不合理收费进行抗争。

我想向工商人员说两句话, 我劝你们收费要依法进行, 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 多向这些商户宣传诚信经营的法律知识,不要看到他们销售假冒产品就以此来要挟他们交那些不着边际的杂费。我们知道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 我们也知道媒体充斥着虚假广告, 而工商人员却唯独把心思放在了收三百两百的个体工商户的费用, 我劝你们把心思收回来, 让我们大家吃到放心的蔬菜, 用上放心的化妆品, 穿上放心的衣服。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更加和谐, 鲜花会更加鲜艳, 会有更多的人脸上露出开心的微笑。

文/ 汪庆华

苏斯特·基洛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栋能看得见海上风景的房子。1997 年她购买了位于新伦敦市Fort Trumbull 地区的房子并进行了装修。房子的位置让她非常满意, 视野开阔, 从窗户能够眺望到大海。

房子所在的新伦敦市位于康涅狄格州西南角的泰晤士河与长岛角之交界处, 十几年来经济一直不景气。1990 年, 州政府就把该市划入"萧条地区", 直到去年,情形都没有大的改观。去年春天的时候,为了进行实地考察, 朋友和我从耶鲁驱车近两小时拜访了这个小镇。镇上的大部分房子都很斑驳破旧, 街面沉寂。我们在小镇上转了半天,竟然没有找到一家咖啡店,其经济萧条可见一斑。1998 年, 该市的失业率是州失业率的两倍,全市只有二万四千人,处于1920 年以来的最低点。这些因素刺激州和地方政府去寻求经济发展的办法, 而基洛的美梦正是因此而打破了。

1998 年1月, 州政府特地发行债券,请了一家非赢利机构"新伦敦开发公司"来规划该市的经济发展,又发行1 千万美元的债券来建设Fort Trumbull公园。同年2月,著名的辉瑞制药公司宣布,它将在这座城市投资3 亿美元建立一个研发中心,当地规划官员非常欢迎, 认为这样能够把其他企业也吸引过来, 从而推动该地区的经济振兴。在得到市议会的批准之后, 新伦敦开发公司就开始其规划活动,并召开了系列的邻里会议,让公众熟悉有关程序。最终,开发公司确定了一个90 英亩左右的整体发展规划,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批准。

被规划的地段, 一共涉及到115 份私"...... 不经正当法律程序, 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人拥有的财产。新伦敦市议会2000 年1月批准了该规划,并且指定新伦敦开发公司为发展商, 授权它以该市的名义通过征收来购买或者取得相关财产。之后, 新伦敦开发公司通过谈判取得了规划所需的绝大部分土地,但是和苏斯特·基洛的谈判失败。2000 年感恩节的前一天, 基洛收到了其土地将被征收的通告, 基洛对此不服, 在民权组织的帮助下, 对新伦敦市的征收行为提起了诉讼。

这一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复兴经济为目的而进行的征收是否属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公共使用",而尤其引起争议的是, 新伦敦市利用征收权, 其结果将基洛的土地转手给了另一私人, 辉瑞制药公司, 这是否符合正当法律程序? 按照最高法院以往确定的先例,正当法律程序在征收领域里的要求就是, 不能借助国家的权力剥夺私人甲的土地而让与私人乙。原告一方据此认为, 这违反了第五修正案关于公共使用的规定。

案件最后由最高法院接手审理。在最高法院,多数法官肯定了新伦敦市的征收合乎宪法第五修正案"公共使用"的要求。斯蒂文斯大法官在其意见书中指出,新伦敦市政府没有权力仅仅为了把某一私人利益授予另一私人而征收原告的土地, 但在本案中,虽然政府计划征收的土地并非为所有的公众使用, 但是征收却是建立在一个详尽考虑的发展计划的基础上,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让某个特定的个人受益,因此这仍然属于公共使用的范围。

作为被告, 地方政府在答辩中强调,征地所在地区经济衰败,需要一个重整计划来复兴当地经济, 这种决定理应受到尊重。更重要的是, 城市所提出的发展规划相当详细,而且政府指出,这一计划将会给当地社区带来相当多的利益,包括( 但不限于) 新的就业机会和税收的增加。和许多其他的城市规划与发展项目一样, 政府是在协调商业、民用和娱乐用地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规划来保证其总体效应要大于各个部分之和。事实上,正是由于规划的完备性,促使多数法官接受了政府的答辩。最后的判决书详尽罗列了整体规划的细节,以证明规划的审慎、论证的周密和民众参与的广泛,原因也正在于此。

最近拆迁案在国内也成为热点, 重庆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引发很多争论, 基洛案因此被一些朋友引用,以证明经济发展也是公共利益的要求。这里却忽略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征收案件所必然包含的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 不能借助国家的权力剥夺某一私人的土地而让于另一私人。此外,由于本案中法官的意见分歧很大,多数派的意见能否成为美国宪法比较稳固的原理, 仍然需要进一步观察。所以,用基洛案作为强化我们拆迁私人房屋, 让开发商进行商业开发的理由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编者按:

美国法律经济学和房地产交易法律研究的权威人士罗宾·保罗·马洛伊教授(RobinPaul Malloy) 曾就此案总结了8 条美国土地征用的基本准则:

1. 土地征用必须服务于"公共目的", 政府必须在征用之前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并且保证公开公正原则的贯彻。

2. 政府的决策必须是在全面计划的基础上作出, 决策必须是合法并且通过了多数业主的同意。

3. 利益必须有广泛性。也就是说, 私有的财产被征用之后绝对不能允许出现由少数人获利的情况出现。最终的利益必须由广泛的公众所享有。

4. 政府必须遵循公开的程序。尤其是召开听证会, 保证公众的知情权。政府必须有专家的报告证明其发展计划是服务于"公共目的"的。

5. 政府必须提供合理补偿。

6. 政府官员必须回答公众的提问和质疑。

7. 私有财产所有者和其他公众都有权对政府提出质疑或者反对他们的决定并诉诸法院。

8. 如果以上所有这些规则和程序都被正确地遵守并执行, 那么法院应该尊重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作出的决定。

其法律程序是:

1. 预先通告。

2. 政府方对征收财产进行评估。

3. 向被征收方送交评估报告并提出补偿价金的初次要约; 被征收方可以提出反要约(counter-offer)。

4. 召开公开的听证会(Public hearing) 说明征收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如果被征收方对政府的征收本身提出质疑, 可以提出司法挑战, 迫使政府放弃征收行为。

5. 如果政府和被征收方在补偿数额上无法达成协议, 通常由政府方将案件送交法院处理。

6. 法庭要求双方分别聘请的独立资产评估师提出评估报告并在法庭当庭交换;

7. 双方最后一次进行补偿价金的平等协商, 为和解争取最后的努力。

8. 如果双方不能达成一致, 将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民事陪审团来确定"公平补偿"的数额。

9. 判决生效后, 政府在30 天内支付补偿价金并取得被征收的财产。

(以上内容,摘自《从"凯洛诉新伦敦市案"解读美国政府如何解决征地争议》,《中国房地产》2005.07.18)

文/龙志


曾令凯没有把病情告诉妻子, 但她知道他快要死了。

2006 年11 月的一天,31 岁的曾令凯被发现癌细胞从右肺脑转移后, 又转移到了左肺, 遍布整个内脏。他躺在靠窗子的病床上, 痛苦地等待着第9 次化疗。前8 次化疗过后, 头发几乎掉光, 只剩稀疏几根。他下肢瘫痪, 剧痛时常来袭, 白色的被单拽成了条形。汗水片刻就会渗满额头, 他已经无力擦拭。窗子外是重庆阴晴难测的天空。他的妻子坐在一旁。他说, 等病好了以后, 一定要和她生个孩子。

但主治医生告诉病人家属, 这基本上是个奢望。他的生命之灯濒临熄灭, 最多还有半年可活。

实际上, 生命期限比医生预计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月。2006 年11 月27 日, 曾令凯死了。在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 车间里, 他不是唯一一个死于肺癌的工人, 但他却是第一个站出来要求"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的人。

躺在病床上时, 曾怀疑自己是因为常年在药厂车间工作, 吸收了大量有毒气体后导致绝症。从1999 年8 月19 日, 他的同一个车间, 同一个岗位上的工友韩卫东死于肺癌后, 死就像一场突然降临的瘟疫, 笼罩着药厂车间。至今已有4 名男工友因病而死, 其中3 名已经确诊为肺癌,1 名疑似肺癌。距离最近一个病人的死亡时间, 刚好11 个月。

"为什么同一车间里的人得的都是这个病? 而且毫无征兆。"曾对前来照顾自己的哥哥说。

这些按照时间排列几乎是每年一例的死亡数据, 让所有药厂职工闻之色变。曾猜测, 他和他的同事正是死于此间。他要求回工厂做职业病鉴定。但在跟厂方交涉的过程中, 却发现在中国现行的115 种职业病中, 他的病例找不到依据。工厂发言人也表示,"上述工人之死, 跟药厂毫无关系。"但曾和他的家人一直没有过放弃努力, 他坚持站在媒体面前说,"一定要讨个说法, 为了让下一个工友不死于肺癌,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在他死后10 天, 卫生部向全国九省的卫生局发出通知,要求对全国所有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生产企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种类、分布状况、检测情况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对人体影响以及现有职工的健康状况。

同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根据重庆市卫生局对曾令凯所在药厂的调查结果, 就生产KP 的原料氯甲酮等物质的毒理性进行调查研究。

"目前我国只是把一些危害程度较高的工种列入其中, 对于一些觉得致病因素与工作环境有关、但在职业病目录里并未收录的情况, 只能存疑, 或在学术上进行讨论,"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说,"假如职工想通过诉讼来达到维护自身权益的目的, 因为没有法律支持的充足证据, 基本上这条路也走不通, 至少在现阶段难以看到光明的结果。"

曾和他的工友们的死, 或许可以为中国职业病的目录增添内容。但身后事, 他已无从关心。在几乎是与生命做最后赛跑的时间里, 曾令凯并没有等到答案。死亡像座大山, 将疑虑挡在了生命线外。


曾令凯的工作是用小铁铲将一堆堆化学原料和酸碱液体缓慢投入反应罐, 在形成升温反应同时, 他要时刻盯住这些粗笨杂乱的瓶瓶罐罐,保持高度注意力,以防它们出现剧烈反应。以至于两天一个反应周期过后, 它们可以生成氯甲酮液体, 倒入下一个反应罐。这样, 每个月他可以挣到一千块钱左右。

在KP 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则需要将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轻轻地、呵护婴儿般倒入反应罐。如果操作不当, 用力过粗, 或者原料增减无序, 都会引发剧烈反应。化学液体从沸腾的罐子里溢出来,烟雾腾空, 弥漫了整个车间。这时候, 烟雾里飘荡着辛辣刺鼻分子,"味道大得遭不住, 活性炭的防毒面具失去了作用, 贴到脸上火辣辣的"。

全体工人必须快步跑出车间, 等烟雾散尽后才能重新回到岗位上。此外, 反应过快和原料没有烘干, 也会导致这些意外的发生。在事故难测的车间里, 氯甲酮液体在反应罐里又呆上两天后, 蒸馏出了苄酮, 最终将制成解热镇痛药物运送到国内外的药店里去。

不过曾不会考虑这些, 在这气味难闻、烟雾笼罩的48 小时的工作中, 他不会考虑任何事情。当一天结束的时候, 曾看上去像是一个刚刚从井下冒出来的煤矿工, 厚厚的工作服从头到脚都是灰尘, 疲惫不堪。当他脱下这身沉重的衣服时, 则会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用手去碰它们"。那些腐蚀性极强的液体渗透过帆布手套, 在他焦黄的手掌上留下灼伤的印记。

从18 岁到31 岁, 曾都在KP 车间里拼命苦干, 没有休息过一个年假。重庆市日益高涨的消费水平和地产房价, 使得他仍然处于温饱一线。他住在工厂的单身宿舍, 不敢有任何生活外的花销。甚至婚姻, 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3 年前,28 岁的他和同村的姑娘结婚, 并把妻子也带到了药厂做临时工。

"他还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他的哥哥曾令才说。这是在19 年前, 父亲在决定由两个儿子中的谁来顶替自己进厂当工人附加的条件。最终, 小儿子入选。在一年前, 他终于当上了班长。但比以前更忙了,"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从车间里回来, 如果有电话来了, 随叫随到, 哪怕是半夜," 妻子王小平说。

"从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人, 除了上班, 其余时间里就是待在家看电视, 他每天都去楼下的公园打太极拳, 身体一直很好。"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美好。

2005 年4 月30 日, 曾令凯突然咳嗽得厉害, 他对从广州回来的哥哥说,"最近有点感冒, 不舒服, 在打吊针。"

在去厂职工医院照X 光时, 发现右肺上方有一团状阴影,医生建议外诊; 5 月12 日, 在解放军医院西南医院做纤支镜检查, 确诊右上小细胞肺癌; 之后一共做过6 次化疗, 一直在吃中药治疗。2006 年9 月2 日, 发现小细胞肺癌脑转移;10月12 日, 转移到左肺;10 月17 日, 双下肢麻木。当曾令才国庆前一天接到弟弟的电话再次从广州赶回来时, 弟弟的左手根本举不起来, 右手连拿报纸的力气都没有,而下肢已经基本瘫痪, 大小便失禁, 只能靠灌肠和导尿管才能完成排泄。

医生诊断,他的肺癌已经是晚期,只有半年的时间活命了。在这期间内, 医院所做的也只是药物维持, 而非病理治疗。

虽然没有得到确切告知, 病人似乎隐约感到了不祥。他对哥哥说,"这次, 我可能真的不行了。"


在重庆市洛碛镇一间光线暗淡的屋子里, 曾令凯的老同事韩卫东的遗像反挂在墙头, 他59 岁的老母亲毛国芳从面前走过, 不敢正视照片里那张年轻的脸。

韩卫东是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KP 车间, 死于肺癌的第一人。死之时, 才28 岁。

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具体日期已经淡忘了。毛国芳回忆说,在进厂8 年后,1998 年, 韩卫东开始咳嗽,"最初以为是感冒,总不见好, 而且越咳越厉害, 有时还会咳出血来。"韩最初被医院诊断为肺结核。这个错误的诊断一直维持到他死前几个月, 才被"确诊为肺癌, 一经发现, 已经是到晚期了。"

"他问我,'妈妈, 我是早期嘛, 还是晚期?'我没法回答他,只是说, 儿呀, 不管早期晚期, 你都要正确对待。他痛的时候,用力抓紧木床两边, 两只脚在床板上乱蹬, 咯噔咯噔的, 病床摇得快要散架, 他掏心裂肺一样叫着, 打一针镇痛剂都不行,要两针。"

在1999 年8 月, 韩开始安静下来, 他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经过一年的病痛折磨后, 这个28 岁的年轻人像个小孩,他头发掉光了, 虚弱得连说话都在喘气, 他对母亲无比依赖。他的三个哥哥也在药厂里上班。在他发病前一年, 他的父亲----一位连队指导员转业的老军人死于病患。他的新婚妻子, 瞒着他把肚子里怀孕三个月的孩子打掉了。他为此非常愤怒, 高声厉喊要跟她离婚。

毛国芳劝他说,"儿呀, 你自己都快要死了, 还找她离什么婚啊。"这样一想,眼泪又流出来了, 毛国芳赶紧把它们擦掉。

韩卫东去世的具体时间是在1999 年8 月19 日, 离他29岁生日还差4 个月。

他是个人缘很好的人。至今, 曾令凯的妻子王小平仍能回忆起丈夫向她介绍这个苦命朋友的情景,"他们都喊他韩四,他人很聪明, 又老实, 很会下围棋。"

为此, 他还成为同事李忠伟儿子的干爹。当他的死作为一个正常死亡的病例, 慢慢被人遗忘后。仅仅过了一年, 李忠伟也死于肺癌。

"最初是在2000 年2、3 月份发现身体不适, 咳嗽, 一直以为是感冒, 后来咳到后背前胸都痛, 痰里带血丝, 一检查,说已经是肺癌晚期。去世的时候也已经是卧床不起, 大小便失禁, 纯粹瘫了, 肌肉萎缩, 坐不起来,"李的妻子郭昌贤说。

此时, 第三例肺癌患者刘书华也被医院确诊出来,KP 车间是"致癌车间"的说法至此传开。在治疗了一年多后,39 岁的刘书华于2004 年2 月去世。曾令凯知道, 自己的生命将跟这些昔日伙伴们一样, 会在某天突然掐断。"都是挣扎了一年多, 然后一个个死去。"

2005 年12 月, 被确诊为肺癌时, 他咳嗽的频率明显比以前增多, 而且引发全身肌肉疼痛。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同样也在剧烈咳嗽的工友闵绪海说,"你也去检查吧, 这东西可不是好玩的。"

但被闵拒绝了。闵是个胖胖的相貌憨态的男子,至今单身,在他34 岁这一年中,"一直用手捂着嘴大声咳嗽, 连续不断地吃药。"他在刘书华家里看别人打麻将时,"咳得就要缩到桌子底下去了。"

闵绪海曾经流露过, 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他不敢去医院检查, 他害怕这一切得到证实。

2006 年1 月28 日凌晨, 春节前一天。50 多岁的老母亲去叫闵绪海起床时, 发现儿子已经死在了床上。


"我可能在一两年内就会死", 曾令凯穿着蓝色条纹的病号服侧躺在床上, 示意哥哥帮他翻过身子, 他声音轻微柔和,伴随着不时的咳嗽,"我还年轻。我有一个妻子,还想生个孩子,还有父母要赡养。但我要的只是一个说法。"

曾令凯说,"都是年轻力壮的, 最小的才29 岁, 最大的39 岁。为什么别的车间别的岗位没有这么多? 为什么得的都是这个病?"在他生病之后, 这些问题取代了工作时候的专注,满满地塞在脑海里。

这期间, 药厂陆续把正式工员工调出了KP 车间, 从社会上招收了一些协议工补充到这个岗位上。"这个数量大概占了一半之多,"车间一名班长说。

"老工人都晓得那个岗位危险不愿意去, 但协议工就不是人吗?"曾令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进行公平、公正、公开的鉴定,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病房里, 所有人都知道他最多只有半年存活的生命, 唯独他自己不知道。哥哥曾令才在东莞打工, 国庆节当天, 他赶到重庆来照顾弟弟。这番话让他很难受, 他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帮弟弟讨回公道。之前,2005 年9 月, 当曾令凯萌生这个想法时,却被厂里的财务熄灭了。

他打电话给哥哥说,"如果要做职业病鉴定, 厂里将停止支付医药费。"

他当时打印出来的清单显示, 每天的治疗费用大约都在一千元左右。哥哥劝他说,"还是治病要紧, 只要给医疗费咱也就算了。"

但这次, 他终于横下心来,"就算不给医疗费, 我也要讨个公道。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 得这个病太痛苦了! 只有生病的人才能体会。"

"当时只是怀疑, 都是那个岗位, 都是在那个医院做的手术, 医院也觉得是职业病。"在工人刘书华死后, 他的妻子刘桂英也曾去申请职业病鉴定, 厂里也同意, 但当时她只有一个人, 又要找厂里填表, 很麻烦, 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做, 最后放弃了。

在西南医院周围的一家茶楼里,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曾令才对面, 他一挥大手, 打断对方的话说,"你不要跟我说赔偿, 这病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曾令才说,"我弟弟是不是职业病, 去鉴定就可以知道。看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

"厂里还从来没有哪个人做过职业病鉴定, 要说职业病,我在厂里工作这么多年, 鼻子都烂掉了, 这算不算啊?"唐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

随后, 西南合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否认了"以不支付医疗费为要挟职工放弃做职业病鉴定的说法。"

他说,"目前, 我国公布的职业病一共有115 种, 我们公司的生产没有会导致肺癌的原料。现在导致肺癌的情况一共三种, 一是砷, 二是氯甲醚, 还有铬酸盐, 我们都没有。因此从职业病的角度来看不存在这个因素。"

在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职业病科主任王永义办公室, 曾令才寻求职业病鉴定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王永义认为,"所做鉴定的职业病必须是国家法定职业病目录里面涉及的种类, 比如职业性肿瘤中只有8 种列入名单, 而涉及肺癌的为5 种, 分别是氯甲醚所致肺癌、砷所致肺癌、焦炉工人肺癌、铬酸盐制造业工人肺癌, 此外, 甲醛、盐酸及水蒸气共存时产生的氯甲醚导致的肺癌也算职业病。如果单位没有使用上述致肺癌的物质, 根本就不能提起职业病诊断。"

"这些人都是无病无灾的, 身体都好, 怎么会无缘无故得肺癌死掉呢? 怎么会跟药厂工作环境无关?"曾令才说。


曾所在的药厂始建于1965 年, 原名西南合成制药厂。2003 年7 月北大方正成功控股西南合成, 公司更名为"重庆西南合成制药( 集团) 有限公司"。是中国西南最大的化学合成药物生产出口基地及新兴的制剂工厂, 以生产维生素、抗生素、抗菌素、解热镇痛药、胃肠道药等八大类二十余种大宗原料药为主。目前有渝北区洛碛镇、江北区寸滩、南岸区弹子石三个制药分厂。

西南合成制药厂源于国家三线建设。60 年代初, 从东北、上海、山西各省药厂抽调出来的职工, 奔赴重庆洛碛镇, 将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建设成全副盛名的"化工小镇"。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 始终保持了"人定胜天"的理想主义情结。至今,在败落的洛碛镇, 仍可以找到当年鼎盛时的"小香港"的痕迹。

1996 年, 药厂效益开始滑坡,2000 多名职工搬迁到位于寸滩的总厂后, 药厂元气大伤。但至今仍有4000 多职工家属住在镇上。KP 车间正是在此时搬至寸滩。后来死于肺癌的工人,都曾在洛碛镇车间和寸滩新车间待过。

"也许那时候就已经感染了," 李忠伟的妻子郭昌贤说。那时, 她在KP 车间二组, 夫妻俩隔着一个操作台, 可以望到对方的身影。出现故障时, 几乎是同时拔腿逃离车间。

一位药厂车间维修工证实,"当年在洛碛镇的KP 车间,设备更加简陋, 化学原料泄漏, 管道堵塞故障时有发生。一出问题, 车间里顿时烟雾笼罩, 辣得没头没脑。"

他们也承认, 搬到寸滩后, 以及被北大方正收购后, 药厂环境有所改善, 但酸碱性液体仍然会迅速腐蚀管道器具, 造成气体泄漏危害。

郭昌贤说,"厂里的体检制度、规章制度还是很健全的,但没怎么执行过。原来在洛碛老厂, 还有疗养, 现在'连最基础的保健都没有'。"

这些, 都没有被纳入后来卫生部门的调查当中,"他们根本没找过我们了解情况,"死者家属说。

2006 年11 月下旬, 在媒体报道曾令凯和他的工友们连续死亡事件后, 重庆市卫生局和劳动局对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二分厂的KP 车间进行了调查, 至今没有公布结论。

重庆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吴颖说,"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但不负责对媒体公布, 主管领导正在开会, 不方便联络。"

药厂发言人表示,KP 车间目前正在检修, 公司一直致力于给职工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并非亡羊补牢。公司对环保投入相当大, 光污水就花了 8 千万处理, 应该说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

但死者家属开始质疑这些包括三氯化铝、氯仿、多聚甲醛、苯乙酮、苯等在内的化学原料, 是造成肺癌的元凶。多聚甲醛它对人体的危害主要基于受热时放出的甲醛, 甲醛是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体, 是一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对人体的健康影响表现在刺激眼睛和呼吸道, 造成肺、肝、免疫功能异常。国外报道, 浓度为0.12mg/m3 的甲醛, 使儿童易发生气喘。在1995 年, 甲醛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 确定为可疑致癌物。

苯为无色透明、有芳香味、易挥发的有毒液体, 是煤焦油蒸馏或石油裂化的产物, 常温下即可挥发，形成苯蒸气, 温度愈高, 挥发量愈大。职业活动中, 苯主要以蒸气形态经呼吸道进入人体, 短时间吸入高浓度苯蒸气和长期吸入低浓度苯蒸气均可引起作业工人身体损害。

氯仿有麻醉作用, 在以前作为麻醉剂使用。但是由于其对心脏和肝脏有较大的毒性, 已不作为麻醉剂使用。

动物实验发现, 氯仿有高胚胎毒性和轻度致畸性, 可诱导小白鼠发生肝癌, 但目前尚无人体致癌的研究资料。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和美国把氯仿列为对人的可疑致癌物。

虽然在中国目前的职业病目录中, 导致肺癌的化学原料,并不包括这些。但在KP 车间里, 工人时常接触上述原料。KP( 酮基布洛酚) 是广泛使用的新一代解热镇痛药物, 国内生产企业众多。曾令凯和他的工友的死亡事件, 引起国家卫生部的高度重视。2006 年12 月7 日。国家卫生部发出《对酮基布洛酚(KP) 生产企业进行职业病危害调查的通知》, 要求各省市卫生局进一步了解国内生产酮基布洛酚(KP) 同类企业职工的健康状况, 查明职工健康损害与劳动环境危害的关系, 切实保护劳动者健康。

西南合成制药有限公司发言人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接到口头通知, 卫生部有关专家将于2007 年1 月前后进入药厂调查。


所有这些, 曾令凯都不可能知道。但死亡来临, 还是有所征兆。2006 年11月24日,跟韩卫东一样,曾令凯对哥哥说,"我想回家, 我要回家。"

之前他也说,"等病好了以后,我回到农村老家,自己种地,播上种子, 种上蔬菜, 自力更生, 农村的环境和食品是没有毒害污染的, 还可以照顾父母, 以尽孝心。"

那时候, 曾令才不断安慰他,"你没事的, 你的病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之前病人说话的语气平和, 像是在讲述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这次, 他的语气坚决不容辩驳。曾令才知道, 一定会出事。果然, 三天之后,"弟弟死了, 眼睛睁着, 直直地盯着我, 嘴巴张开, 想要告诉我什么, 但什么也没说。"

最后, 曾令凯被装在一方小小的盒子里, 回家了。他死的时候, 他的妻子, 隔着玻璃门望着他。她还年轻, 才25 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 办理丧事中的曾令才又和药厂二分厂厂长唐华坐在了一起。曾提出弟弟死了, 要赔偿30 万。这个数额, 是他找到一个维权律师按照正常的职业病赔偿计算出来的。

意料之中, 被唐华拒绝了,"只能出2 万,"他说。

曾令才愤怒地和他吵了起来。

"5 万,"唐华加码说。

最后双方在10 万的底线上达到了各自的平衡, 药厂并且答应将曾令凯的妻子, 由清扫卫生的协议工转为车间正式工。唐华强调说,"这个10 万不是赔偿金, 而是药厂出于人道给受难职工的帮助。"

"你不能跟其他人讲厂里给了10 万块钱,"这是药厂的要求。在曾令凯之前的数位死者家属也在关注着这件事, 如果他们找上门来,"事情就不好办了。"

药厂一次性付给曾10 万元"援助费"。曾令才将弟弟的血汗钱一分为二, 分别给了父母和新寡的弟媳, 然后又回到广州打工。弟媳也开始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学着适应。一段时间里,双方都认为,"事情已经平息,"药厂发言人说,"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但远在洛碛的毛国芳还是听到了风声,"他们说曾令才处理好弟弟的事情就走了, 真是没义气, 只顾自己。"最后, 这些事情她亲自从曾令才口中得到证实。"他们把关于赔偿了多少钱的消息, 封锁得很紧, 连曾经是韩四生前的朋友都说了谎,"老太太埋怨说,"你怎么能让你弟媳又进到那里呢? 药厂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韩卫东死的时候, 药厂给了2000 元安葬费和一次性半年工资补助4000 元。其他死于肺癌的职工也是大致如此。如今,这些遗孀们都纷纷改嫁, 另组家庭。李忠伟的儿子和刘书华的女儿也分别有13 岁和14 岁, 他们对父亲的死亡, 甚是陌生。

只有闵绪海的父亲,50多岁的老人闵帮贵越发陷入孤僻中。闵绪海是他的独子, 死的时候仍没结婚。老人不与人接触, 把自己关在幽暗的屋子里, 或者出去趴在工厂的围墙上眯着眼睛想事情。他甚至不愿提起那段往事, 他说,"死了就死了, 有什么好说的。"

10 万元的消息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希望。郭昌贤说,"一直想找药厂问个究竟,我丈夫的死是不是职业病?他不能白死啊,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到现在, 他们在等待卫生部的最终结果。而曾令才则把所做的事归结为了替弟弟偿还遗愿。他记起弟弟跟他说过,"我死了都无所谓, 关键是后面的人怎么办呢?"他说,"从1999 年的韩卫东, 到2006 年岁末的曾令凯,都在等待。"
7 处罚
曾令才似乎看到了曙光。2007 年1 月25 日至26 日, 卫生部派人对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调查处理情况进行了督办,要求重庆市卫生局依法依职责履行查处职责, 进一步做好监督取证工作, 查处过程中的有关情况要及时向市政府报告, 有关处理情况要向相关部门通报。

随后, 重庆市卫生局对西南合成违反职业病防治法的行为立案调查。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的有关规定, 重庆市卫生局依法对西南合成予以罚款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同时, 鉴于西南合成KP 车间存在多种职业病危害因素和硫化氢、三氯甲烷超过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等严重问题, 重庆市卫生局已提请重庆市人民政府责令关闭该公司KP 车间。

3 月9 日, 卫生部通报称, 西南合成存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公司二分厂酮基布洛芬车间发生4 名职工患肺癌死亡的情况,而且事件发生后, 西南合成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控制危害、改善劳动条件。对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见, 采取应付、拖延的做法, 规避责任。

对于卫生部的通报, 西南合成表示, 目前公司已按要求履行了相应的行政处罚, 并已对KP 车间进行停产整顿处理, 在职业病危害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前将保持停产状态。

令人们感到意外的是, 西南合成3 月12 日发布遭卫生部处罚这一重大利空消息后, 公司股价不跌反涨: 当日盘中一度涨停, 最终以平盘报收; 次日则收于涨停。从3月1日到3月13 日, 短短9 个交易日, 西南合成股价累计上涨了68.87%。

西南合成董事长戴泽宇认为, 卫生部之所以处罚他们, 是因为他们没有履行职业病防护职责, 而职工是不是因为工作环境而患肺癌死亡, 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论证。

一份《关于西南合成职业病危害事件可能被媒体问及的问题》中, 关于病因部分, 详细列出:"4 名职工均死于肺癌。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 以及卫生部下达的文件精神, 均未指出四名患肺癌职工死亡与劳动环境危害有直接关系。"

"到底职工得癌症跟工作环境有没有关系?"虽然法律上对职业病鉴定有明确的程序规定, 但是重庆仅有的两家具有职业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以及卫生主管部门都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时至今日, 曾令凯们仍死于不明肺癌。

(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文/ 臧艺兵

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 你的注意力要集中在你所看到的各种新奇现象, 你被所接触到的一切所吸引,并忙于记录、拍照、倾听、交流......总之, 你很容易被"素材意识"所牵引, 你的文化感受是一种情感性的, 不断变幻的画面使得你没有时间去细细地品味现象背后的东西。田野之后, 你又忙于将你耳闻目睹的东西用你的方式告诉别人。事实上, 你真正发现某种文化的气质也许是在你忙乎之后的许久。我对湖北武当山吕家河村的民间歌师的田野调查主要是在2001－ 2004 年间。博士论文写完之后, 我也度过了一段对论文的"抵触期"。在这之后, 偶尔开始回忆那一些"田野的生活", 这同写论文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

我最近一次见到我论文的主人公姚启华是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邀请他去课堂上唱民歌,然后晚上与同学们联欢。我受镇政府的要求随行,自己也特别想见他一面, 也想趁此机会观察他在北大这个著名学府的表现。这次见他同以前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过去他很健谈,但这次, 他几乎是只唱歌很少讲话。我看着他在北大中文系门口的照片, 倒很像北大的国学教授, 不像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特别是晚上在中文系二楼的会议室,民歌手们与北大同学一起唱民歌, 独唱、合唱、对唱都有,老姚也不时上台演唱,他的那种文化自信和大气的风度, 给人的感觉是北大和他们村没有什么两样。他坐在第一排,北大同学唱得不对的时候,他会小声给他帮腔或者提醒歌词。姚在台上唱的时候那种陶醉和快乐以及放松自在的样子, 使我看到这种乡土的民歌文化同北大中文系"气场"似乎有某种天然的契合。

北大同学演唱了一些他们学唱的吕家河民歌,还同吕家河来的女歌手对唱各种内容的民歌, 甚至包括了像《姐儿生在十六七》这样的一些性俗民歌, 看得出北大在学术方面的宽容程度。但我知道姚是从来不在晚辈年轻人面前唱这些民歌的。学生们唱这种歌的时候, 我看到姚的表情常常过于端庄, 甚至严肃, 没有他在村里给我们唱这种歌的时候那种开怀大笑的样子, 我知道这是他的尺度。吕家河人不卑不亢的气质赋予了他们所唱的汉族民歌中庸大度的风格。我在吕家河的日子里, 从没体验到村民的不礼貌和冷淡, 但也没有遇到通常我们在乡村所遇到的那种, 在我们看来是极度夸张的热情。村民普遍得体的人际交往给我留下很深的影响。就像他们村子里的米酒、黄酒和白酒三种不同浓度的酒供客人自由选用, 既不失对客人的盛情, 也从不执意强求客人。

他们的民歌就是孕育在这样的文化自信中的。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在吕家河拍薅草锣鼓, 导演说姚启华打锣的时候屁股对着镜头了, 要求他们几个打击乐不要面对面打,以便电视可以拍倒他们的面部,但是姚却坚持不肯, 认为这样打的话, 改变了姿势和位置就不是他们的薅草锣鼓了。并同导演争执起来,最后他和导演吵僵了,导演说不拍了, 直到镇干部出来调停才算罢休,他就是这样。去年, 姚启华被我请到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唱歌, 期间碰巧遇到也在我院讲学交流的美国纽约歌剧院签约歌剧主演李秀英, 我同姚一同观看了李秀英得独唱音乐会,当时我问姚启华,李秀英唱得好吗? 姚回答说,唱得好听, 要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这么使劲地鼓掌? 我品味这句话,实际上他并没有真实地表达他自己对歌剧的一种态度, 而只是表示, 是因为大家都认为好听, 他才认为好的。他接下来说的才是他心里的话。他说, 要我上去唱,兴许也有不少人给我鼓掌。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如果我当时同意他上场唱一首, 他一定会毫无惧色的冲上去演唱, 在这位民间歌手的意识中,唱歌的场合应该是在场的人谁想唱都可以上去唱的,不用太拘束。而且他对自己的唱歌非常有信心。下来后, 他还同李秀英进行了非常亲切的交谈, 他没有丝毫心态上的自卑, 一种"最土"和一种"最洋"的音乐家之间做了一次非同寻常的平等的文化交流: 一种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西方的舞台上,唱地道的西方歌剧,要经过艰难的专业学习和训练, 从语言到表演, 得到西方人的高度认同, 这种文化的自信自不待言;而另一种是从泥土地里走出来的民间歌手, 不识一个字,完全依靠口传心授, 从生活中提炼自己的民歌, 依然有自己的艺术底气, 他同样是唱歌的人, 各自心理感受只有他们自己明白。

面对市场经济的无情嘲弄,民间歌手有时候也会很伤心, 甚至是抗议。几年前,一次他们在丹江口本地的大型演出, 请来了国内的某些大牌明星,吕家河民歌手的几个人也被邀请去演出, 演唱的现场效果,民歌手的受欢迎程度不在大牌明星之下, 歌手们异常高兴。但在付报酬的时候, 歌手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听说歌星是十几万,而歌手每人是15元。他们拒绝领取这个"报酬", 后来举办方妥协, 每人送了一付床单,价值四十多元,才算打发了民歌手。村里的歌手告诉我, 这件事情对他们内心造成很大的冲击, 特别是年轻歌手。村里的旅游开发, 他们走出去, 游客走进来, 也使他们原来质朴自然的唱歌状态逐渐丧失,内心的那种纯净感减弱了很多。在我看来,虽然自己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也经历了许多文化冲撞, 但比起姚启华以往沧桑的人生经历,也许只有像老姚这样的歌手才能在某种程度上保持本土文化固有的气质。而老姚的儿子和侄子, 也是村里最好的几位青年歌手,因为经济收入的原因,就到河南的煤矿去挖媒了, 不愿意在村里唱歌。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否还唱歌, 但是我知道他们在村里唱歌的时候, 是那样的快乐和自在。北大中文系的老师事后告诉我, 他们请来的三个农民歌手和陪同的两村干部,路费和住宿都是自费,北大请歌手们吃了一顿饭, 但歌手一行也请北大师生吃了一顿,我说是这样吗? 这位老师告诉我中文系没钱, 财务制度就是这样, 除非是请外国专家,花几十万都行。

我自己的路费是我自己出的, 我联系了央视的音乐频道"民歌世界"栏目拍摄了他们的这次活动, 希望帮助镇政府宣传一下, 对他们民歌村的旅游发展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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