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么打人的

一九七Ｏ年初,我下乡到内蒙兵团2师20团。20团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溶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当时团以及各个连队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四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知青,他们把城市里的流氓作风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偷懒耍滑,结伙斗殴,严重影响了全团的秩序和生产建设。

记忆中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团党委亲自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管歪风邪气的“邪”字念“牙”), 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

说完给了我一根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切坯”盖起的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男生。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这就是反对毛主席!”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四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四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 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自个儿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楞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抢在别人前第一个打他。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私仇,甚至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的立场,为入团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有的,逃脱不掉!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贱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瞄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一班长,三班长,四班长和那些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听见求饶,反而更加气愤，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倒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刘胜利一顿暴打。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崇高。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于是就有人到隔壁伙房拿来擀面杖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像一条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第二天刘胜利头肿得铁桶大小。接下来,“两个教育运动”在连里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被打的男生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们辨认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都是血。

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政委在“两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个运动”开始之后的动员大会上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此后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记得是历史系。正常情况下他们(包括指导员和政委),应该都还健在,想必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吧?如果天良尚在,应对这些事有所忏悔吧?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经常不穿衣服就跑到街头,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后来,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将来选送大学,尽早离开那个地方。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

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使自己的虐待欲得到发泄找到理由。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于自私: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

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补记: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享年大约五十二岁。2005年,刘胜利病逝。享年五十二岁。我不知道他们早逝跟当年挨打有无什么必然联系。)

任国庆：天津卫国道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内蒙兵团，1975年转到河北省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大学，1982年-1985年教中学，1985年-1993年在天津外语学院教学。现在在美国做计算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