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里外那个“帐篷小学”

文/达娃

从上海到莫曲村,3500 多公里的路, 走得异常辛苦: 坐33 个小时的火车到西宁, 从西宁坐22 个小时的汽车到玉树州, 从玉树坐4 个小时汽车到治多县, 从治多县城到莫曲村还有二三百公里路,在夏季洪水泛滥季节,开车过去常常要两三天。由于是从低海拔上到4600 米高原, 其间每一段行程都得留出休整适应海拔的时间。一般地, 一个人需要8-10 天, 翻越海拔5208 米的巴颜喀拉山口, 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 才到得了终点莫曲村。

3500 公里路程的终点, 海拔4728米处, 是一个小小的藏族学校, 那里有60 个孩子,3 位老师, 以及750 多牧民。

四年来, 这条路, 上海的志愿者们已经走了不止四次。

村庄的历史——英雄的故乡

看过电影《可可西里》的朋友都知道, 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英雄叫索南达杰, 自发组织反盗猎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的队长。

索南达杰的家乡, 就是“高原绿洲”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索南达杰出生于这个偏僻的小村子,1987 年, 他曾任索加乡党委书记。

索南达杰的牺牲, 引起了整个治多人民的震动。从他牺牲那一天起, 县里各家各户为索南达杰点酥油灯, 并24 小时念经。在县城外一块草场上, 出现了献给索南达杰的刻着佛经的嘛呢石,嘛呢石的数目与日俱增,很快形成一个特殊的嘛呢堆。那是治多人民在永远超度他, 纪念他。

抽签上学

2002 年冬天,UYO( 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会长扎西多杰的一次讲演, 打动了“热爱家园”一批志愿者的心。扎西多杰同样来自索南达杰的家乡——莫曲村。何洁、邵劼、唐虹这些热爱藏区和藏文化的人当即决定, 为这个英雄故乡的小学校做点什么。

2003 年, 第一批志愿者启程去莫曲村做全面调研, 包含社会、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 大家当时对将来要做什么还是含糊的。

村中建于2000 年的小学, 最初只有几顶帐篷, 所以又被称为“帐篷小学”, 志愿者则称它为“村校”。学校里只有两位教师, 每个年级招20 人, 挤巴巴地能容60 个孩子上学。

在莫曲村, 达到学龄的孩子当然不止这么多。村民们依靠一种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孩子是否学。凡是7—13 岁的孩子都由父母抽签, 决定当年是否能够读书。表面上看, 今年抽不上签的孩子明年后年都有机会, 但志愿者访问时, 却好几次碰到因年龄超过13 岁而永远失去了读书机会的孩子。

学费也是独特的: 每个孩子交一头带牛犊的母牦牛和三只羊。此外,每个家庭每隔三年还得交两只羊作为学校维持费用。这些费用对一个普通牧民家庭来说并不低, 但几乎所有的牧民都表示, 只要可能, 无论自己怎样艰苦, 都要把孩子送进学堂。

最初, 学校只有两位老师: 孟德和闹布。一个27 岁, 一个23 岁。他们是莫曲当地仅有的两名高中生。

老师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但说起教学, 对这两位老师来说,真是勉为其难。他们几乎不会说汉话,汉字更是个大障碍,但他们得教汉语语文课本。二三年级的数学题, 老师们很难算得清楚。没有合适的教材, 不懂得教学方法, 没有教具, 换了谁来当老师, 都难。

老师每个月只有400 元钱的工资, 而当地公办教师工资在1400 元以上。除了土生土长的莫曲人, 谁都不愿留在这里。

1000 粒装阿斯匹林和一次性用品

志愿者们发现, 牧民生病的比率非常高, 近3 个月患病率为100%。牧区家庭100% 在家中生育,100% 对目前的医疗状况不满意。民众的卫生知识极度缺乏, 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十分强烈。莫曲离最近的医疗点( 县医院) 车程正常为14 个小时, 遇雨雪则可能行程数天, 而且那儿也只能做切开引流等小手术。村校则根本没有医疗卫生人员, 对学生生病束手无策。

在一户人家, 志愿者发现一个1000 粒装的过期阿斯匹林瓶子, 牧民们不认识上面的汉字, 不知道这药能治什么病。但这是家里唯一的药物, 不管哪儿不舒服, 它都是唯一的选择。

第一次进入村校, 志愿者们就注意到, 啤酒瓶、易拉罐、可口可乐、乐百氏, 各种塑料瓶散落在草原上, 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飞舞。志愿者还惊讶地发现, 一次性用品已在帐篷里“流行”, 牧民们用它来招待尊贵的客人: 一次性杯子,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纸巾...... 法会或赛马会过后, 草原上遍地狼藉,白花花的全是用过的瓶瓶罐罐和一次性用品,极其刺目。这些物品, 在生态脆弱的草原上, 根本无法被消化掉, 哪怕埋在地底下, 再经过几代人恐怕也无法腐烂。

在藏民族的游牧传统中, 搬家后只留下奶茶和牛粪, 他们不会给草原环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可是如今, 人们只为了一顿饭的方便, 却留给草原如此大的负担。

“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

最初, 志愿者们只想做一个教育援助计划, 解决当地孩子上不了学的问题。全面调研后, 通过和扎西多杰、UYO 的讨论,2004 年项目逐渐转化成一个“三位一体”的高原社区援助计划,目标是通过牧场经营为学校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 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并推动学校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医疗、经济的中心。项目包含了教育援助、医疗援助、牧场经营、环境保护、本土文化保护, 着实成了一个大项目。最初, 这令团队成员也大为吃惊:“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尤其学校的牧场管理,志愿者们可以说一窍不通, 可是牧场又是项目中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2004 年, 由上海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治多当地的UYO 和莫曲村三方合作的“高原绿洲”项目正式实施。

三年多来, 志愿者像参加接力赛一样, 一点一点地去靠近这个复杂而高远的理想。高原绿洲前后汇聚了150 多名志愿者, 核心志愿者有二三十人, 先后4 次去到项目地。项目负责人何洁为了项目两度辞去工作, 老奚在去项目途中父亲去世未能返回, 老封的爷爷也于旅途中去世。更多志愿者为了这个项目, 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出国机会、和幼小孩子相聚的机会......

同时, 更多的矛盾也在生成: 关于项目做还是不做, 怎么做? 项目的钱是否会让村民形成依赖, 如何在文化上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 医疗项目按照什么模式去操作, 怎样去信任和与合作方合作? 争论和异议弥漫在高原绿洲项目内, 几年中, 项目在争议中开始, 在争吵中进行, 在纷争中结束。

14 条“军规”与数牛羊

“你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是尝到了!”项目结束前,UYO 秘书长扎西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成: 你们把我们整惨了。

藏族是一个追求自由、散漫、不讲求规章的民族, 那种挥鞭驰骋天地的灵魂岂能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 可是, 高原绿洲却把上海式的制度管理引入当地。一个学校管理制度就有14条, 从校长、老师、学生、牧工、厨工、医生管理, 到教学、学籍、财务、教学用具、档案、安全管理等一应俱全。这对以前不知制度为何物的老师们来说, 压力骤增。孟德老师坦言:“有制度后, 心里有压力, 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才跟得上。要主动备课, 财务管理上更规范, 一星期对帐一次, 对学校的事更有积极性”。对村校的老师们来说, 编制教学工作计划、课程教学计划、学期总结, 编制校历、课程表、学生学籍管理这些复杂的工作, 还是很困难,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磨炼。

但和学校管理相比, 学校牧场的管理要困难得多。《牧工管理制度》中, 对牛羊数字统计台帐、牛羊宰杀制度、牛羊繁殖、牧工奖惩等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每天由值日生统计牛羊头数,在每头牛羊颈背打上学校标志的烙印或红印章, 宰杀牛羊时需有第三者在场并须签字, 牛羊成功交配并受孕后牧工需及时向校方报告...... 这些制度, 都是牧工们“闻所未闻”的。“天性散漫的牧工哪里受到过这种约束, 他宁愿不要你那个工资,也不想受到束缚”, 到项目期末, 牧工几乎不愿意再干, 校长兼村委书记香巴很头疼, 一直在召集村委想办法解决。

项目实施后, 校牧场有了专项资金购买牛羊。可是, 大家都只知道牛羊的大概数目, 到底有多少头, 牧工、老师们都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去数牛羊”, 志愿者奚志浩说,“钱小鸥和许正黄昏时去数牛羊, 那时牛羊回家了。站在山坡上,阳光明晃晃的, 牛羊像河流一样流动, 你拥我挤的, 哪里数得清。”派了好几个人, 数了好几天, 眼睛数花了, 还是数不清,只好毛估估作罢。“藏族就是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做事方式,你要较真, 难!”做过一年项目负责人的老奚对此深有体会。

30 天汇不出去一笔钱

高原绿洲由两个机构(热爱家园和UYO)、三个地方(上海,治多县城, 莫曲村) 操作。上海项目组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和推动, 提供资源, 对外联系, 监督评估等工作,UYO 和村校负责具体实施。由于语言不通, 距离遥远, 文化差异大, 管理难度很大, 最大的就是沟通和财务。除了每年夏季派志愿者去一次项目地外, 项目平时的沟通只能通过电话实现, 遇到暴风雪或其他天灾, 县里唯一的电话线被切断后, 上海和治多就会彻底失去联系。县里没电, 各家各户自己发电。遇到急事要发传真,“对不起, 我们得先发电”,UYO 的索尼总是这样抱歉地说。于是, 在电话里都能听见那边轰隆隆的发电机的吼声,然后, 传真机才开始“刺啦刺啦”地工作。县城里, 有时有网络, 有时没有。上海今天发的电子邮件, 两周后他们才收到也是常事。

最麻烦的是财务。由于项目经费由热爱家园管理, 每一笔钱都只能从热爱家园的帐户打到UYO 的帐户, 这个过程给双方的工作人员带来极大的麻烦。热爱家园的出纳Jeson 深有体会。2006 年底, 最后一笔尾款36000 元想通过UYO 的农业银行账户打过去，可是, 上海的农行怎么都查不到治多分行。后来才知道, 这个分行不再办理电汇业务了。不得已, 只好把这笔钱通过邮政汇到个人帐户上, 再转到机构上。“虽然有你们几个志愿者担保, 但这样操作的风险很大, 说实话。”Jeson 为了这笔36000 元的尾款, 打了几十个电话, 跑了十几次银行,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

收不到钱, 那边的事情没法开展, 扎西在治多的办公室拍桌子的声音, 老奚在电话里也听得到。在当面和志愿者总结工作时, 扎西还为钱和帐的事“声色俱厉”, 何洁委屈得当庭泪下。“这种沟通的成本太大了”。

学生乐队在黄昏演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四次来到新建起来的村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莫曲村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黄昏, 夕阳在西沉, 草原上沐浴着吉祥的红光。志愿者们在做晚饭, 牛粪的青烟袅袅地从烟囱飘摇向青碧的蓝天。隔壁, 喇嘛们的念经声, 从虚掩的门缝飘出来, 为草原的黄昏增加了宁静和肃穆的气氛。忽然, 窗外传来歌舞声和吵闹声。志愿者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 到门口张望。

一群身着艳丽的藏袍和头饰的女孩子、着高统皮靴和藏袍马裤的男孩, 正在志愿者们的屋子前面, 边舞边唱。英俊的高个子男孩土丁次仁抱着红色的吉他, 站在队伍的中央。两个为首的女孩指挥着整个队伍,边唱边跳。女孩子的声音清脆高昂,男孩子则高亢嘹亮。他们不断变换队形, 舞蹈忽疾忽徐, 忽轻柔忽刚烈, 忽奔放忽内敛。志愿者们都看呆了。活佛和喇嘛们纷纷停止念经, 走出来, 站在黄昏的余光中, 观看这场演出。年轻的昂噶活佛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地盯着孩子们看, 他的眼神里, 又热烈又温柔。每一首歌结束, 他欢笑着把糖散发到孩子们手中。糖散完了, 他给孩子们散一元的纸币, 一把一把地给孩子们纸币。

“三年前这些孩子那么害羞, 一见我们就跑, 好像我们是怪物。如今,他们却能为我们表演一整场节目,太不可思议了!”邵感慨道。

保护传统文化是高原绿洲项目最核心的价值观。两年来,项目在村校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 包括藏族传统手工课以及藏族歌舞课, 请村里擅长编织的东永和能歌善舞的东多来做教师。学生们的手工编织和绘画作品被运到上海,经过志愿者钱小鸥、戴易等人的精心制作, 变成了美丽精致的艺术品。其中两幅作品在热爱家园年会上, 拍出了5200 元的高价。收藏此作品的, 是深深热爱藏族文化和藏族人的何洁。

格萨尔王艺人

每次进村校, 都有格萨尔王艺人与志愿者们同行。UYO 副秘书长文扎老师是当地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 他专门负责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

2006 年7 月的一个晚上, 十点多了, 学校里忽然人声鼎沸。一打听, 原来艺人查娃开始说唱了。一间学生宿舍, 从地上到双层床上,坐满了人。查娃滔滔不绝说了三个多钟头, 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 一个格楞都不打。

莫曲村校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村民和孩子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格萨尔王艺人。现在, 莫曲村的所有大型活动如赛马会、法会、村民大会、六一儿童节都在村校举行, 格萨尔王艺人也来到学校, 为孩子们讲授《格萨尔王传》。通过这样的民间聚会,通过村民的集体传承,把知识和信仰更深地印刻在孩子们心中。

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保护的UYO 还计划让艺人们不定期地到村里为孩子们讲课, 教孩子们记忆和背诵格萨尔王的故事。村校几个三年级的孩子已经会小段朗诵《格萨尔王》。也许很快地, 在莫曲村校的课程表上, 就会出现“格萨尔王说唱”这样一门课。

两任活佛的期望

在精神层面上, 高原绿洲项目和两任活佛有关。

因为文扎老师的关系,2003 年第一次来治多时, 志愿者们就有缘拜见了秋吉活佛, 他是青海藏区最有声望的大活佛之一, 于2005 年底圆寂。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又有机会拜见了秋吉活佛的大弟子、备受尊敬的尼珠活佛。他被邀请来为牧民们讲经。在莫曲村校,志愿者们正好住在尼珠活佛的隔壁。当晚, 志愿者们很高兴地去活佛的帐篷向他请教人生的问题。他对志愿者们说:“听了你们的事情, 我们很高兴。你们不远万里来藏区做事, 在这个有信仰的地方做事, 你们很有善根,也会很有福报。”

对志愿者来说, 对藏区风景、藏族人、藏族文化感兴趣是参与项目的最初动机, 与格萨尔王艺人、活佛的交往使志愿者感觉到藏族文化的神奇魅力。何洁认为, 这一点是“志愿者对高原绿洲项目的兴趣能很持久的一个原因”。志愿者郝利琼说,“一旦我们去了解、结交藏族朋友, 和项目地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使我们感到我们和当地人是在一起的, 命运相关, 生命相连, 纵要放手, 也欲罢不能。”

10 万亩牧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一次“游览”了占据几匹山的学校牧场。夕阳余晖中, 牧人们在山间挥鞭呼唤着牛羊, 成群的牛羊簇拥着排队回家, 妇女们忙着招呼牛羊进圈, 一边娴熟地挤着奶。吉普车颠簸着从这个山头开到那个山头,10 万亩牧场何等辽阔!“活佛保佑, 今年无灾无害的, 牛羊长得都好”,牧工喜孜孜地告诉志愿者们。

村校搬家后, 村里划拨了最好的一块草场作为学校牧场,学校可以养更多的牛羊了, 孩子们的伙食也可以稍微改善一些了。不过, 在志愿者们看来, 这块牧场是未来学校的“钱袋子”,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何洁常常强调这句话:“我们总有一天要退出, 我们走了后, 学校怎么办, 怎么维持? 那就得靠牧场。”

在高原绿洲的项目设计中, 牧场是很独特的一块, 在项目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2004 年, 奚志浩、唐虹等志愿者开始制定牧场管理细则, 严格的《牧工定产合同》制定出来了。牧场共雇用了3 户牧民, 在项目初期, 学校共有60 头公牛、30 头母牛和160 只羊。目前, 牧场已有牛130 头, 羊400 多只。

近两年内,牧场已开始产生一部分收入,学校牧场的牛羊、羊毛、奶子、酥油开始少量产出。志愿者们期待, 有一天, 这些收入可以支撑学校更大的开支。

项目吸引了政府的目光

2003 年, 志愿者第一次去治多, 就拜会了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 并谈了他们想做的事。三年多来, 莫曲村校引起了治多县教育局的关注。他们首次默许了像莫曲村校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存在, 开始对治多县所有的村校实行资金扶持, 并派有经验的公办老师陈松过来帮助村校。不仅如此, 县教育局已经把治多所有的民办村校纳入到政府管理范畴。

UYO 会长扎西同时担任着县教育局副局长, 他对14 条学校管理细则评价很高:“现在我们6 个乡的中心小学都没有这样的管理, 甚至治多县也没有。我们认为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 目前莫曲村校各方面在同类学校中都是最好的, 制度出效益了。”扎西还说,“我们准备把这个制度移植到别的学校去”。

更让人高兴的是, 在项目末期, 村校诊所已经被政府确定为新型乡村卫生试点村, 政府将在村校投资修建诊室, 并提供药品和医生培训机会。“这和高原绿洲项目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文扎老师说。

“我们要觉醒了”

第一期项目快结束了, 志愿者们要走。村委会开了一夜的会议, 讨论学校和村子的前途, 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没睡觉。村委书记兼村校校长香巴首先发言:“高原绿洲做了三年, 若让我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真的提不出。上海的志愿者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 我们心里只有感动。高原绿洲项目让我们也学习到很多。首先, 受项目的影响, 村两委变得非常的团结, 我们决心团结一心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 其次, 我们开会也讨论,‘我们要清醒起来, 不能再沉睡了’, 我们要努力地做好村里的事。这些, 都是高原绿洲项目的副产品, 非常好!”

一名家长代表红了眼睛, 他动情地说;“家长们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 老百姓看到学校这么好, 都很高兴。其次是医疗点, 现在地方小, 药品少, 医生基础比较差, 希望你们能继续扶我们一把。我们会一直等下去, 等到你们的到来!”

文扎也认为,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分草到户之后, 牧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合作的感觉, 高原绿洲项目的实施, 使村民们又坐到一起, 为了共同的事情互相商量, 这无意间起到了联结村民, 让村民来参与村子里的公共事务的机会。今后如果村里要做一些经济方面的事情, 可能要容易得多了。

改 变

何洁:可以说, 高原绿洲几乎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前, 我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在商业公司的职业道路, 从一个职位做到另一个职位, 但是现在, 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只要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做NGO,以此为我人生的主业。做我喜欢的环保、教育、扶贫等工作,因为, 只有在NGO 工作中, 我才能焕发出更大的能量、智慧和热情。对此, 我已经有很坚定的信念或信仰。

奚志浩: 高原绿洲之后, 我的“良心变好了”。我们做金融的,以前有利可图的事才会做, 现在我常常会做些“无利可图”、没有回报的事, 做了心里还挺高兴。

张国锋:2003 年去青海的那次行程, 那种天地带来的震撼、当地人的坚韧乐观, 尤其是我们这帮人把一个理想变成现实的这个过程, 这种感受一直在我身体里保存下来了, 并且在这些年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内心的力量, 让我有勇气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做合乎自己内心需求的事情。

封曙历: 做完这个项目,自信心增强了, 这么复杂的项目都玩下来了, 没有啥做不了的。同时, 我也认识到, 有些事情我是做不了的,比如医疗项目, 现实就是那样, 你没法按照你设想的去走,要做妥协。我个人也不再那么偏激了。

徐瑛、唐虹、徐琼、邵、郝利琼......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了。

高原绿洲项目的技术难点

如何处理三方合作机制中和第三方UYO 的关系?

高原绿洲项目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于, 它是一个由热爱家园、UYO、莫曲村校三方合作完成的项目。志愿者们的知识、资源、资金以及理念优势与UYO 的本土优势( 对地域的熟悉, 文化优势,政府资源) 结合, 才使项目有了良好的效果。客观地说, 这个项目缺了UYO 或者热爱家园的任何一方, 都做不起来。

“在对项目的理解上, 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希望在每一个小项上都能贯彻这一主张, 不能为做项目而做项目”, 何洁希望这些NGO 观念:比如可持续、环保、节省的观念同时能够影响到UYO 的工作方式, 可是,“有时候很难”。

热爱家园的刘永龙比较悲观:“这种模式的劣势是沟通成本太大, 各方的不足效应叠加, 反而效益很差。过程中我们恰恰时常感受到了劣势, 而不是优势。”

经过三四年的摸索, 何洁认识到，“最重要的是, 大家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 就有合作的基础。其他理念的不同都是正常的,是可以通过沟通的办法来解决的。”

老奚则说:“你可以理解他们, 你就可以跟他们合作。”

志愿者团队的管理问题

高原绿洲项目前后三年的管理全部依靠志愿者完成, 前后有七八十名志愿者参与过项目, 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充满了能人和分歧的团队, 对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高原绿洲项目最早有何洁和奚志浩两任项目负责人,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简单地说, 一个是典型的民主管理, 一个是专制的“暴君治理”。老奚说:“我很佩服何洁的计划、调配和执行能力, 但我对很多做NGO 的人推崇的‘公平、民主’不敢苟同。我最痛恨低效、无序的事情, 为了点屁大的事讨论几个星期......”

何洁不同意老奚的观点:“在NGO 你是没有被赋权的。你可以自己拍板, 一个人说了算, 但志愿者也可以转身就走。NGO 工作并不由权力来决定, 一个志愿者项目的凝聚力是通过充分的参与感实现的, 只有志愿者感到他得到认可, 尊重, 感到他的想法被重视,他才可能做下去”。

不过, 或许更重要的是封曙历所说的,“志愿者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参与式的方法,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也是更质朴的参与式方法, 并且始终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在充满挑战的同时, 这种真正的自主管理使很多志愿者相当有成就感。“但真正的参与式方法最后还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形成决策的核心, 从而保证效率。但我们这种自发的参与式管理并没有形成一种核心, 所以常常出现决策难的问题。”封曙历说。对于NGO 项目, 这或许是个无解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