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草根: October 2007 Archives
一九七Ｏ年初,我下乡到内蒙兵团2师20团。20团地处库布其沙漠边缘,气候条件非常恶劣。全年从土地溶化到土地结冻,可以施工的时间只有六个月。当时团以及各个连队领导都面临着巨大压力。从四月份起,“脱坯大会战”、“挖渠大会战”、“平整土地大会战”接踵而至。战士们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几乎每个连都有一些知青,他们把城市里的流氓作风带到了兵团。他们不遵守纪律,偷懒耍滑,结伙斗殴,严重影响了全团的秩序和生产建设。
记忆中是秋末冬初的一个傍晚,那天屋外边格外安静,好象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我被通讯员叫到连部。指导员早已等在那里。他对我说,我看到了你的入团申请书。积极向组织靠拢,这很好,但还要经受得住严峻的考验。团党委亲自发动的“红柳条教育运动”和“姑奶奶教育运动”的动员大会已经开过。这就是考验你的时机。现在连里就有一股歪风牙气(他老是管歪风邪气的“邪”字念“牙”), 十分猖狂。今天党支部决定对他们进行反击,第一战役是教育刘胜利,对这种破坏连队建设的人就是要狠狠地打击。这是对你的考验,看你究竟是站在党支部的一边,还是站在歪风牙气的一边。这次教育运动后连里要发展一批团员。不要胆小,不要放不开手脚。有团党委给你们撑腰,有党支部给你们做主。不要怕打死人。打死了扔黄河里,我兜着!
说完给了我一根木棍——那是刚刚从库房里取出来的崭新的铁锹把,向“餐厅”那边一努嘴说:“去吧。”
我提搂着木棍走进“餐厅”。所谓“餐厅”,其实是用“切坯”盖起的简易房。“餐厅”里点着几盏柴油灯,突突地冒着黑烟,照得满墙都是人影。进来才知道我是最后一个,里面早已站了十几个人:一班长,三班长,一排长,还有各班的几个战士。他们不是写了入党申请书,就是写了入团申请书的。十几个人手里都提搂一根木棍,站到一处就觉得杀气腾腾了。
一排长见人已到齐,把门推开一个缝,朝门外一摆手说“进来吧”。刘胜利就被两个人从门缝押了进来。他瘦高的个子,略有点驼背,白净脸上,生着弯弯的眉毛,明亮的眼睛,如果不是嘴角挂着一丝野气,是个很文静的男生。年龄和我们一样,十七八岁。
一排长把门关上,用木棍顶死。然后转过头说:“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要对刘胜利进行特殊帮助。谁先发言?”
一班长说:“刘胜利是我们班的,还是我先说。”他的声音很平静,没想到他突然提高了嗓门把大家都吓了一跳:“刘胜利!让我宣布你的五大罪状!第一,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你承认不承认?”刘胜利说:“毛主席我崇拜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他老人家?”一班长说:“可你说毛主席崇拜鲁迅,鲁迅是什么东西?毛主席会崇拜他吗?这就是反对毛主席!”
一班长哪容刘胜利辩解,接着说:“第二,你破坏兵团建设。”刘胜利说:“这么大的兵团我破坏得了吗?”一班长冷笑一声,说:“我这里有铁证,你是抵赖不了的。我们脱的坯标准是四十八斤一块,你的坯我刚刚称过,只有四十斤!”
刘胜利偷懒是全连有名的,脱坯为了省泥,他把团里发下来的坯模子用刨子刨低。他的坯看上去和别人的都一样,只是薄了很多。刘胜利知道抵赖不了,说:“我的坯只是薄了一点,也说不上破坏兵团建设呀。”一班长把牙咬得格格作响,说:“好样的!敢承认就好。第三,你散布落后言论,涣散革命斗志。” 刘胜利说:“这我可就听不懂了,这是哪的话?”一班长说:“你说‘不入党,不入团,一年能省两块钱’。这还不是落后言论吗?这简直是反党言论!”说着把棍子顶到刘胜利的鼻子尖上。
刘胜利干脆把头迎了上去,顶住棍子。说:“哥几个,我明白了,你们不就是想‘鞭’我一顿吗?想表现表现自个儿积极直说就行了,我给你们个机会。哥几个仔细听着,我姓刘的要是出一点声,我不是好汉。可别忘了给我留口气儿。好,来吧!”说着将身体一“叠”,咕噜一声侧倒在地上。
刘胜利不愧是个“玩儿闹”,满口都是黑话。这“鞭”就是痛打的意思。“叠”就是在挨打的时候保护自己的一种特殊姿势。他这一“叠”也颇有讲究:两手把头抱住,用小臂护住太阳穴,全身缩成一团,侧倒在地,上面的一条腿紧紧压住下面的一条腿,把“命根子”死死护住,这样,全身所有要害都被保护起来。
大家见状都楞住了。刘胜利却说:“哥几个,还等嘛,别不好意思了,来吧!”刘胜利的话把我激怒了。我把木棍丢在一边,解下了武装带,两头对折,把铁签子攥在手里,朝刘胜利的身上左右开弓猛抽起来。
打人真过瘾!我从小生性懦弱,从来怕打架。可这时,我才知道,打人竟是如此快乐的事!这不是一般的兴奋,是一种令人颤栗的快感。我不知道我身上居然还潜藏着野性、兽性,或是一种虐待欲。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他,为什么要抢在别人前第一个打他。我和刘胜利没有一点私仇,甚至说还是不错的朋友。他是很落后,甚至是个纯粹的“玩儿闹”、流氓。难道这就是我打他的全部理由吗?这就是所谓的“正义感”或“阶级仇恨”吗?我不知道。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我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的立场,为入团创造条件。毫无疑问这一点是有的,逃脱不掉!
没有纵情打过人的人绝对体会不到那种刺激,那种快感!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
刘胜利确实是贱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
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瞄了我一眼，说：“你这是干什么?给他挠痒痒吗?躲开,看我怎么教训他!”一句话说得我羞愧满面。
说着他抡起木棍朝刘胜利后背就是一下。木棍应声折成两节。他抡起手上的半截又一下,手里的半截又折成两节。手里的木棍只有一尺来长,不能再用,他丢在地上,捡起地上折断的半截木棍,抡起又是一下,木棍又折成两节。
这一下太重了,只听刘胜利惨叫一声。想起那声音至今令人毛骨悚然。接着立即求饶:“哎呀妈呀!”“我服了!”“饶了我吧!”
一班长,三班长,四班长和那些入党入团的积极分子听见求饶,反而更加气愤，抡起手中的木棍朝着倒在地上缩成一团的刘胜利一顿暴打。
这时,你打得越狠,你就越革命。你越残忍,就越崇高。你做得越坏,你就做得越好!这是一场比谁更革命的竞赛!比谁更残忍的竞赛!
所有的铁锹把都断成一尺长一截的,横七竖八地掉在刘胜利周围。于是就有人到隔壁伙房拿来擀面杖继续打。这时我才知道,人的身体远比我想象的结实得多,粗粗的擀面杖,打在人身上一下竟会折成两截!所有的擀面杖又都打成一尺长一截。
开始刘胜利高声求饶,慢慢地听不清他嘴里“呜噜呜噜”说什么。再一会,雨点样的棍棒落在他身上就像落在麻包上,只有“噗噗”的声音。
地上慢慢地洇出了血,从刘胜利身下像一条小渠慢慢地往前洇。接着两条,三条,越洇越远。
一排长说别让他装死,去拿凉水来。炊事班的女生端来一盆凉水。一排长劈头浇在刘胜利头上。没有动静。又端来一盆,又浇上去。慢慢地,地上的那滩肉颤抖了一下:“哎唷妈呀,我在哪呀?”然后又昏死过去。
医生抢救刘胜利的病例记载:某年,某月,某日,晚11:15,血压:40/20,心跳:23/秒,体温:42,全身95%皮肤受伤及皮下积血,左臂小臂骨折,手指骨折,肋骨骨折,头皮撕裂......
当晚打了强心剂,防破伤风针。第二天刘胜利头肿得铁桶大小。接下来,“两个教育运动”在连里铺开。接连几个星期,一到晚上,就会听到从餐厅、从连部发出男生女生的惨叫。记得被打的男生有青岛的于永胜,女生有天津的康英华。
教育康英华的是女生。女人有女人的方式:掐、抠、咬、揪,是她们的绝招。康英华的头发几乎被揪光,只稀落落地剩下几绺,一片黑一片白的,让人们辨认她是个女人。
于永胜父母死得早,性格有些孤僻,常常早晨出操起不来,干活老拖班里的后腿儿。于是也是一个被教育的重点。
于永胜被揪到女排,这是“姑奶奶教育运动”的特点:利用年轻人害怕在女生面前丢脸的弱点,特意让女生教育他。女生用表演《大刀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向于永胜头上乱劈乱砍。于永胜只好用手护住头。一顿劈砍过后,于永胜手上、头上、脸上都是血。
我抽得一下比一下猛,一下比一下快,武装带雨点一样落在刘胜利身上。直到我精疲力竭,再也抬不起胳膊为止。与此同时,全团十个连都分别发生了同样的事。政委在“两刘胜利确实是贼骨头,他居然一声都没吭。个运动”开始之后的动员大会上说:“这次运动不仅仅要触及一排长看我停下来,用蔑视的眼光瞥了我一眼,说:“你灵魂,而且要触及皮肉。”“打是疼,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恨你是恨铁不成钢的恨。打你是教育你,帮助你。‘两个运动’是我们保持旺盛战斗力的法宝。”
此后不久,一排长入了党,一班长、三班长和在这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战士入了团。一年以后,一排长被选送上了南开大学,记得是历史系。正常情况下他们(包括指导员和政委),应该都还健在,想必不会忘记这些事情吧?如果天良尚在,应对这些事有所忏悔吧?
康英华被打之后不久回天津探亲,一去就再也没回来。她曾是我小学的同学,还坐过同桌。跟我家是邻居。她回津后得了精神病。经常不穿衣服就跑到街头,哭着,喊着:“妈妈,我没偷懒,我没偷懒呀妈妈!她们打我呀!”后来,为了逃避再回到兵团,嫁给了郊区农民。
三十多年了,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刘胜利赔礼道歉。道歉的话也反反复复地编了多少个版本,阴差阳错,每次回到我和刘胜利共同的故乡天津,总是找不到他。有一次听说他在家,我决定去找他,但一个战友说:“你最好不要提那件事,只要一提那件事,他裤子就湿了。”
听说他回天津后因赌钱被判刑入狱。再后来我就远离了那个城市。现在,我只能在这篇文字的最后对他说:
对不起,当年,我曾经打过你。把你打得皮开肉绽,险些丢了性命。难以排除我是挟有私欲的。这些私欲是什么?当时自己说不清,但现在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要表现自己和坏人坏事划清界线,为了“要求进步”,为了将来选送大学,尽早离开那个地方。这些是难以逃脱掉的!
但是这些私欲都被正义、崇高的理由包装起来,使自己的虐待欲得到发泄找到理由。我不想请求你的原谅,因为那次对你造成的伤害是不可挽回的。也许对你后来的一生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而我能说的只有轻飘飘的“对不起”三个字!甚至就连说“对不起”,也是出于自私:为了减轻一点负罪感。
如果有能赎罪的办法,我一定努力去做。
(补记:2002年,于永胜在青岛醉死街头。享年大约五十二岁。2005年,刘胜利病逝。享年五十二岁。我不知道他们早逝跟当年挨打有无什么必然联系。)
任国庆：天津卫国道中学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到内蒙兵团，1975年转到河北省插队落户，1978年考入大学，1982年-1985年教中学，1985年-1993年在天津外语学院教学。现在在美国做计算机工作。
泰国有着许多的世界第一。在曼谷,我见识了世界第一也是迄今唯一的主题餐厅“安全套”餐厅
座 落在曼谷的商业闹市区,这家叫做“Cabbages andCondoms”的餐厅门面不大,里面却是别有天地,分别有室外的花园区、室内有空调的区域,还有一个酒吧区。但是最特别的,不仅是这个餐厅奇怪的 名字:“大白菜与安全套”,还有餐厅里所有与安全套有关的一切:墙上的装饰是从世界各地收集来的各种各样的安全套,不同的材料、颜色、形状、口味,只要你 能够想象出来的,甚至你不能想象的都有;安全套边上的墙面,还摆满了各种闪闪发亮的输精管手术用具;菜单上所有的菜名也都和性以及安全套有关,餐前小点被 叫做“前戏”; 一道叫做“安全套沙拉”的招牌菜其实是上海炒面配各种泰国草料;在饭后当客人买完账单后,取代一般餐厅会给客人的饭后口香糖,每位客人都会得到一只免费的 安全套;在餐厅的门口,还有免费的安全套可以随便自由索取;最妙的是,餐厅里设有“输精管切除手术吧台”,只要在隔壁的输精管切除诊所做了手术的男士,都 可以在这里享受到一杯免费的饮料。
这家餐厅的创始人是今年66岁的Mechai Viravaidya,他是泰国的前任国家公共卫生部长,在他主持泰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期间,了解到泰国的计划生育形势之严峻,于是他在1974年创建了一 个非盈利性质的组织“Population and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简称PDA,“泰国人口与社区发展联合会”)。这个非政府机构主要致力于计划生育和安全性行为的全国推广。第一家“安全套”餐厅是1987年在曼谷创建 的,就开在PDA曼谷总部的隔壁。除了通过以主题餐厅的形式向顾客宣传安全性行为之外,所有的利润都用于PDA的项目运作。在为PDA筹款的工作中, Mechai迅速地意识到,基金会和私人不会永远为PDA越来越多的项目买单,如果要让PDA可持续地存在发展下去,必须想法自力更生:“在现今这个消费 时代,大部分的钱都在消费者的口袋里。”Mechai这样认为:“因此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可以赚到消费者的钱,然后用之于社会公益。”在餐厅的名字里之所以 还有“大白菜”,是因为大白菜是泰国随处可见的蔬菜,便宜又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MechaiViravaidya 希望安全套在泰国就像大白菜一样,便宜又流行而被大量使用。Mechai这样形容餐厅的幽默风格:“我希望能够消除以前计划生育和安全性行为宣传给人带来 的严肃和沉重印象,而代之以干净有趣的形象。我希望人们接受避孕套就象他们接受肥皂和牙刷一样轻松自在。有时候我震撼人们,有时候我让他们欢笑。最重要 的,是让人们能够开始思考并且作出反应。” 这种将严肃的安全性行为教育以有趣快乐幽默的方式推广的形式,很快就被泰国人以及到泰国旅游的外国游客所接受。目前,“大白菜与安全套”的第一家总店,在 每年11月到2月的旅游旺季,每晚都有四五百的客流量,其中90%是到曼谷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而著名的背包客圣经《Lonely Planet》也把“大白菜和安全套”列入向游客重点推荐的餐厅之一,各种泰国和国际媒体包括各种语言的网站,20多年就没有停止过谈论和介绍这家餐厅。 Mechai Viravaidya因此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安全套先生”，这位不但在全泰国甚至在全世界都著名的“安全套先生” 出生于泰国一个上流社会家庭,他如此形容他做这些公益事业的个人动机:“我不想浪费我所受过的良好教育和生命,每天只是赚钱,然后吃着鱼子酱、喝着红酒, 等着第二天的到来,以便过同样的日子,而不为改变周围的环境作出任何努力。于是,我决定投身可以帮助人们的事业。”
现在,“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早已经走出首都曼谷,在全泰国不同的地方一共有11家连锁店,甚至走出国门,在日本也开了分店。新加坡和美国的分店 也正在进行中。MechaiViravaidya 的理想是要将“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开遍全世界。一共12家的“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每年都要免费派送660万只安全套,每天的平均免费派送数目是 1500只,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伴随着这个商业模式的成功,泰国的生育率也从没有PDA和安全套餐厅时候的3.2%,12年以后降到了1.1%,以 前泰国平均每对夫妇生育7个孩子,现在则降到了2个。目前PDA有多达三十多个项目在运作。主要的项目包括付钱给泰国的农民让他们在自己的水牛身上画上预 防艾滋病和使用安全套以及计划生育的宣传画、派出多达12000个志愿工作者到16000个边远的泰国村庄去宣传安全性行为和派送安全套、派出众多的有安 全性行为宣传画的巡逻面包车到各个工厂和学校区宣传等等。而这众多的项目总投入的70%来自包括“大白菜和安全套”餐厅在内的一系列赢利经营。由于在 Mechai Viravaidya领导下的PDA各个项目的努力,包括分布在全泰国的11家“大白菜与安全套”餐厅的影响,泰国的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明显增加,泰国 的艾滋病发病率从1991年的140000例,减少到了2003年的21000例,整整下降了高达75%,这不能不说是光荣的安全套的胜利。也有一些对这 种宣传形式的批评,认为“安全套餐厅”这种大张旗鼓地宣传安全套使用的方法,间接鼓励了泰国年轻人婚前性行为.
“安全套先生”回答是 “我并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只是在宣传和提倡安全性行为。并没有提倡有多个性伴侣和婚前性行为。我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包括艾滋病在内的性疾病的传播,以及计划生育的控制。”
美国前总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吉米·卡特从1984 年起,每年都会到世界各地,为当地穷人盖房子,这时会有几千名志愿者跟随。“吉米·卡特工作计划”是“仁人家园”(Habitat for Humanity) 国际计划解决穷人住房问题计划的一部分。时至今日,“仁人家园”已在50 多个国家, 为100 多万人新建了超过20 万间住房。2006 年, 农历8 月16 日, 中秋节刚过, 杨又华一家正在厢房里吃早中饭。
2002 年,它来到中国。
四五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雨了, 就跟从天上直接倒下来似的, 下得人好几天都不敢出门。
旁边传来咯吱咯吱的声音, 妻子说有耗子吧, 杨就找东西要去打。还没等过去, 就听得一阵轰轰哗哗的声音, 好响。
跑过去一看, 呆住: 墙倒了!
倒掉的是正屋的北山墙, 这一倒房子还不得塌了! 一家人吓得不知该怎么办,11 岁的儿子和6 岁的女儿也吓坏了。
雨还在不停地下, 这二十多年的老土房, 怕是要支撑不住了。
还好, 第二天雨渐渐停下, 两口子赶紧弄点土先把墙夯起来。
等天晴, 两口子愁了, 墙只是暂时支一下, 不定哪天又倒了。这个房子不能再住了, 可是哪有钱盖新的呢?
杨又华家在昆明市北边的嵩明县达达村, 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村里从古到今都是盖的夯土房, 虽然冬暖夏凉, 但时间久了, 许多房子屋顶漏雨, 墙壁开裂甚至穿孔。许多人家早就想盖新房子了, 但钱是一个问题。村里有一户人家, 老母亲曾得过麻风病, 因为没钱, 十年前打的地基一直盖不起房子来。
达达村的人均收入大约是1400 元, 主要靠种烤烟、蔬菜、水果或者养些鸡猪牛羊等家禽家畜, 出菌子的季节, 也去摘点菌子卖。
为了多些经济作物,杨家已经不种粮食,只种烟叶和蔬菜、水果, 吃的米面都要去外面买。种烟草很辛苦, 人工成本高,一年毛收入万把元钱。但付了两个孩子学费, 加上小女儿杨燕去年因为从一个四五米高的坝上摔下来, 大腿骨折, 手术前后花去五六千块, 家里的积蓄实在不多了。
房子太危险, 村里特批他们可以马上盖房子。杨又华向农村信用合作社贷了一万块钱, 又找亲戚东挪西借凑了一万, 这两年材料费涨得快, 这两万多块钱根本不够, 但只能先一点一点盖起来再说。11 月份, 趁着农闲的时候, 杨又华两口子开始打地基。
因为两个人自己弄, 空闲时间又少, 房子盖得并不快, 转眼春节过了, 也只是打好了地基。这时村干部过来跟他们说,有人能够给你们提供贷款, 不要利息, 盖房子的时候还有人帮你, 你要不要借。
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杨的妻子赵玉芳对村干部说:“你不要吹牛, 不要骗人了, 哪有白给钱, 还要帮助你劳动的, 不可能。”他们自己在农信社贷的那一万块钱, 一年的利息就得八百, 而且一年还清, 还不了连本带利滚到下一年。
但没过多久, 真的来了一个人, 四十多岁, 叫王佩丹, 村干部喊他王师。大家以为他是政府派来扶贫的, 但又不太像,他也不要吃好的, 睡觉就拿个睡袋住在村委会里, 白天跟村里人下地干活, 晚上走东串西地聊天。
他跟大家说, 没错,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我来自仁人家园,这是一个国际机构,专门帮穷人盖房子,如果你们想盖房,又缺钱, 我们会借给你们一部分, 但这个钱不是送的, 你们要在五年内还清, 然后这些钱又可以用来帮助其他人, 你们愿意接受吗?
大家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 还是有点不相信。但别人可以观望, 杨又华家等不了, 还有一万多的缺口, 农信社的利息又那么高, 不借不行了。正好村里有个老人是王师的亲戚, 他们就去向他打听。老人说,这是真的,王师他们已经做了几年了。
那就试试吧。
这样, 杨又华和另外两户人都准备贷这笔款。手续比农信社简单多了, 只要填个表签个字, 然后, 一万块钱现金就直接放进你手里了。
几乎每进入一个村庄, 工作人员都要向大家讲述仁人家园的创始故事。
仁人家园国际组织的英文名是Habitat for Humanity,1976年在美国成立。说起创始人米勒·富勒夫妇, 还有一段颇有意味的故事。
米勒年轻的时候一心赚钱,30 岁时就拥有了豪华的住宅、游艇和不少地产, 可是因为长期在外不顾家, 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很少见到他。有一天,妻子琳达突然毫无征兆地提出离婚,并跑到纽约。米勒一下子难以接受, 也觉得很不解, 妻子要的他都满足了, 为什么要离婚? 米勒为此心脏病突然发作，在病中还不停地想这个问题。七天以后, 米勒终于想通了, 原来钱并不是最重要的, 人生中比钱重要的东西太多了。他立刻去纽约找到妻子, 与她敞开心怀交谈, 他们感觉到“上帝在召唤我们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
这事件改变了米勒的人生, 他和妻子卖掉了公司、房子、游艇等一切东西, 把所得捐给了教堂、院校和慈善机构,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后来, 富勒夫妇和一位叫克拉伦斯· 乔丹的神学家相遇。克拉伦斯带领米勒夫妇参观了那个小镇周围乡村肮脏的道路两旁失修的棚屋, 这些常常漏雨, 而且没有取暖设施的棚屋, 就是成千上万的贫民家庭居住的地方。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这种景象无以计数。因为世界上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居住着这样的房子, 有的甚至无家可归。于是三人开始在Koinonia 农场开展“合作建房”, 就是需要住房的贫困群体与志愿者们并肩修建简洁、经济、体面的住房。
修建房屋的资金来源于无利息、无赢利的借款, 借款由仁人家园当地循环资金池提供。循环资金池的资金来源于新户主的还款、外界捐款、支持者们提供的无利息借款及仁人家园自行筹措的资金。资金池中的所有款项均用来建造房屋。
1976 年9 月, 米勒和琳达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成立“仁人家园国际组织”, 在世界各地开展针对穷人的合作建房活动。
1984 年, 在纽约, 美国前总统吉米· 卡特和他的妻子开始了他们在仁人家园的第一次志愿建房活动。卡特夫妇的加入鼓舞了数以万计的志愿者投身到仁人家园建房活动中, 极大地推动了仁人家园项目的开展, 多个新的分支机构也在美国全国成立了。
2002 年, 仁人家园进入中国, 正在云南、广东和广西实践着这样的行动。在这里, 它的名字叫中华仁人家园。
5 月, 正是农忙的季节, 家家户户忙着收麦子, 种烟叶,种水稻...... 杨又华家已经搭起了两间红砖房, 但农活太忙,还有很多后续工作没做完。
12 号, 村里突然来了许多外国人, 在仁人家园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要帮杨又华盖房子——村干部说得没错, 果然是又借钱又出力, 而且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人了。
客人们来自美国Queens University( 昆士大学),15 个学生在3 个老师的带领下, 从北卡罗莱那飞到云南。学校每年都有到其它国家的实习课程, 这些对中国感兴趣的学生都是自己报的名。
娃娃脸的Chris 说, 来之前对中国只有一些基本概念, 比如人口啊, 文化啊, 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感觉, 他以为要帮助的这一家可能连电视也没有呢。
有着“怪物史莱克”般大脑袋的Brian, 因为块头大, 脸上又总是红红的, 以前来中国时有个导游送了他“大红”的绰号。这一次, 父母对他说, 如果你自己赚点钱, 我们就资助你一部分。于是“大红”在建筑工地背了十几天的水泥, 一个小时15 美元, 总共挣到300 美元, 父母守诺又给了他200。临行前, 父亲还在生病。
中华仁人家园云南项目协调员Windy（谢燕云）告诉我,有志愿者团队帮助参加项目的村民盖房子, 是仁人家园一大特色, 几乎每个月都有团队到项目点。仁人家园在国际上的影响大, 在中国却少有人知晓, 所以参加团队的多数都是外国人。在云南项目办的中国职员中,Windy 英文最好, 每次团队来她都要忙前忙后。虽然累得颈椎都出了问题, 但过去在银行工作的Windy 觉得, 这里才是她想要呆的地方。
在达达村, 第一天的工作是和水泥, 抹水泥。
和水泥不难, 大家很快分了工, 拎泥灰的排成人龙, 拎水的到处找桶,杨又华一时还不能适应这么多人干活,工具不够,连锄头都用来和水泥了。
王师是专业搞建筑的, 在旁边指导: 要在泥灰中间掏一个坑, 把水加进去, 等水慢慢渗透后, 使劲搅和。队员们精力充沛, 特别卖力, 女孩子没有丝毫的骄气。
这边和好了水泥,那边就该抹墙了。王师又跑过去做示范。看着挺简单的, 自己做起来, 不是不平就是掉水泥, 但人多力量大, 很快两面墙就都抹上了。王师拿了根木棍给抹得乱七八糟的墙面找平。在旁边看着, 这种农村的土办法还真是有效。
第二天的活不再是抹水泥了, 毕竟大家都没经验, 昨天离开后, 主人杨又华还得花时间修整大家的活儿, 干到很晚, 因为水泥干了就没法再弄了。得, 就帮着干农活吧。今年杨家开始种一种长得像红薯的雪莲果, 种好了能卖好几块钱一斤呢。先把苗一点点掰开, 要小心别伤着芽头, 那边几个队员挖坑,又有人把芽放进坑里, 再盖上粪肥。地在山坡上, 把粪运上坡是个费力活, 来回两三趟就吃不消了。这回又显示出人多的好处来: 几个队员又排起人龙, 接力棒似的往坡上运。让我感动的是, 这些学生, 不管男生女生, 都不怕脏, 装粪肥的簸箕靠在身上也毫不在意。
主人像多数中国农民般腼腆又含蓄, 虽然表面看不出来,但私下说,大家干一天的活顶他们干十天的了。在有的项目点,团队两天时间可以帮屋主挖出老深的地基, 顶他们自己挖好几天的。
美国学校里, 学生的志愿经历是可以加学分的, 但和他们呆在一起你会觉得, 他们的开心跟学分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从心里发出的。他们的感恩之心让人感动, 对司机, 对帮大家做饭的姑娘, 对主人家, 对仁人家园, 对为他们服务的人, 常常一起大声说: 谢谢!
也许很多人都有像我这样的疑问: 大老远从美国跑到中国来盖房子, 是不是太浪费了? 这些钱都可以盖好些房子了。可Windy 说, 这件事的意义并不在于钱, 而在于双方的交流。
团队在的日子, 好多村里的小孩都跑来玩, 刚开始总是怯怯地, 但这些可爱有趣的哥哥姐姐很快就让他们不再认生。杨家6 岁的小女儿杨燕腿上钢筋刚刚拿掉, 但好了伤疤忘了疼,玩疯了, 哈哈哈哈地笑着, 格外快乐。仁人家园的伙伴说, 团队经常去的地方, 村里的孩子都变得很大方, 会很主动地与外人交流。
这些美国学生也很喜欢达达村, 说这是他们难忘的经历,都想住在村里不回去了。
仁人家园的工作, 村民们看在眼里, 也消除了疑虑, 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家登记要参加建房。
“我一张娃娃脸, 他们都叫我小米渣, 背后说那种小米渣能做什么事啊。”
坐车去武定县干海子的路上,25 岁的陈坤克对我说起最初进入社区的状况。
2004 年从云南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后就进入仁人家园的他,现在做起社区工作来可是有自己的一套,“要抓住比较重要的几个人, 比如村长和会计, 这两个人至关重要, 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和做事风格几乎影响到全村人, 全村人都看着, 我们首先要抓住他们。”
怎么抓住他们呢?“跟他们一起吃饭, 一起住, 一起抽烟喝酒, 要处得就像自家人一样......”说起这些事情来, 他有时显得轻描淡写, 有时又很郑重地说:“其实说起来就是: 尊重和理解。”
昆明至元谋的班车, 约四个小时后到石腊它下来, 再翻过一座山, 就到了名为干海子的海拔2200 米的苗族山寨。这时麦子成熟了, 人们不是忙着割麦子, 就是种烟草和玉米。烟草同样是这个村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由于收购价低, 这个收入也只够维持生存。
坤克首先把我带到村长龙成新家。村长从老屋出来, 土屋墙壁上有好几道深深的裂缝, 那是地震震的。旁边, 红砖砌的两层小楼已经有了坯子, 每层八十多平米, 就差门窗和内外装饰了。村长说完全做好得花25000, 向仁人家园贷了9000。
仁人家园的建房模式已经从创立时的“合作建房”发展到如今的“储蓄建房”,在干海子实行的就是典型的储蓄建房模式。当时第一批10 户人家, 每户拿出900 元, 凑够9000(2004 年这些钱足够把一幢房子的全部材料买来), 仁人家园再配两户,即18000 元, 这就有了盖三幢房子的钱。第一年, 全组10 户人共同帮助三户人家把房子盖起来。第二年, 用同样的储钱方式, 再盖起三幢。今年是第三年, 轮到村长和另外三家。用这种储蓄的方式, 大家合作互助, 三年就可以盖起10 幢新房子,这在过去是怎么也不可能做到的。仁人家园配的每户9000 块钱,可以按10年还清(这是还款期最长的,以后就变成了五年),每家每年只要还990 块, 那多出的90 是作为工作人员每个月两次跟进项目的10% 费用。
村民都说, 这种贷款方式太适合我们了, 没有仁人家园,这几年村子的变化不会有这么大。采访时, 问到还款的事情,村民几乎是同一口径: 当然要还。“因为这个项目还要帮助别人, 不仅给我, 是为了运转, 多有一户人造房子是更好的。”
村长觉得, 仁人家园是在真心帮助他们,“他们这个项目特别特别的认真,资金各方面管理得比较好,比如我要进材料,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 一是一二是二。”在农民盖房时, 仁人家园会有工作人员帮助设计他们需要的房子, 材料的用量和预算, 一起去市场买材料, 但钱是农户自己管理, 自己安排好出纳和采购。在他们熟悉了这些过程以后, 工作人员就让他们自己进材料了。
从2003 年开展项目到现在, 干海子已经有19 户盖上了新房。有的农户并不想盖新房子, 只想让原来的户子整洁一点,工作人员就灵活处理, 设计了装修项目, 贷给每家3750 元,房子就整修一新了。
干海子属于石腊它行政村, 村主任张明成说仁人家园跟我们这个村子是心连心的。有趣的是,在昆明的仁人家园办公室,工作人员提到干海子时也是满脸依恋: 村里人太好了。苗族人能歌善舞, 每次团队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打篮球,“太好玩了”, 他们都说。坤克带着我在村子里拜访那些参与建房的人家, 走到哪里都有村民热情招呼坤克, 拿出最好的腊肉招待, 当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小兄弟一样, 再也不是小米渣了。
“我们和小陈的关系好啊!”村长对我说。
为什么?“小陈这个人来这里只一年多一点, 但是他处人是很好的, 不管老小。”
听起来像个老好人。其实坤克心里有自己的主见, 比如盖房的时候有些人不来上工, 引起别的农户不满, 造成些矛盾,这种情况下他不说话, 听听别人的理由, 然后让小组自己去处理, 结果组里自己定了处罚办法, 在储蓄金里扣个五块十块什么的, 那人以后就不误工了。再比如团队到村里的时候, 原定要盖房的人家什么工具都没准备, 而那么多人已经等了好久。遇到这种事情, 坤克哪怕心里着急, 但绝不上火, 他会不动声色地把团队领到别的人家, 回头再来找这户屋主谈心, 听他的理由, 说明自己的难处。这个屋主明白以后, 下次再有团队来,他什么事情都积极地帮忙。
这就是坤克说的尊重和理解。他说现在在干海子他特别轻松, 那些小问题村民们自己就会解决掉了。
村民们喜欢坤克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眼里不只有项目,村民遇到别的困难, 他也会想办法帮助, 比如他会找机会跟机构申请一点钱来帮大家买建房工具, 这些工具可以一茬一茬接着用。
除了给麻风村的人盖房是免费的以外，在其他地方，仁人家园资助的建房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还款能力。但是遇到真有困难的人怎么办? 想别的办法。村里有一户人家从小是孤儿, 家里穷得有时都吃不饱, 坤克到处写申请给朋友、外国人还有政府, 多方争取, 虽然筹到的资金不够盖房, 但让他的房子有了瓦屋顶。这件事情, 全村人都看在眼里。所以, 这个“小米渣”在村民心里是有份量的。
当然, 坤克是有老师的, 颇有点傲气的坤克提起他来就满心佩服:“我还没见过比他幽默的人, 聪明, 办事能力特强,我就跟着他, 他叫我到哪我就到哪, 我知道绝对没错, 那些村民对他太认可了。”
坤克说的是仁人家园在昭通的工作人员张灿。张灿神在哪里呢? 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2006 年, 年三十晚上九点多, 天下着大雪。突然有人敲门, 张灿开门一看, 是盘河乡头寨村的黄英满。张灿说你怎么不和家人吃团圆饭跑城里来了, 黄说我是来还钱的, 已经过了交款时间。
张灿很感动, 从村里到县城都是山路, 大雪中赶路是很危险的。
其实, 不只是黄英满, 在昭通, 别人收不上来的钱, 张灿出面准能收上来, 仁人家园在昭通工作的那些村庄, 人均收入都只有二三百元,90% 的人都有出外打工的经历。每年1 月和10 月, 收款的日子, 那些到了北京、上海打工的人, 会主动到银行把钱打给张灿。
云南是仁人家园最早开展工作的地区, 从2002 年到现在,已经在昆明、昭通、文山、武定等地都设了项目点。而昭通则是云南开展项目最早也是最大的地区, 从2002 年3 月到现在,已经快五年了。“上百家房子在一条线上, 都是石头的。”坤克说。他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 那个地方的人性格脾气都比较躁, 他跟着张灿学到很多东西。
就比如还款吧, 仁人家园规定必须还款是为了破除人的依赖心理, 建立诚信, 在诚信的基础上才会有自信, 也让村民更有动力积极主动地去挣钱。国家和一些机构在贫困地区实行的小额贷款, 其实还款率很低, 甚至有人赖帐, 而仁人家园在国内的还款率却是百分之百, 这是非常不容易, 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但在张灿看来, 这没什么特别。许多小额贷款的工作人员, 农户都见不到, 也对他们没有感情, 只要有一户不还款,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张灿说一定不能让第一例出现, 一旦有了苗头一定要严厉压制住，比如板下脸, 吓唬人家“不还款, 拿封条把你的新房给封了!”
但严厉只是一时的手段, 张灿说, 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你真心实意对他, 说到就做到, 他也不会轻易让你失望的。张灿是建筑专业出身,农户有时建房到夜里一两点,他也都盯着, 防止出什么问题; 谁家孩子上学有困难了, 资助几十一百的;在高校组织学生捐旧衣物送给需要的人家...... 这点点滴滴对村民的影响非常大。张灿认为, 村民如果见不到你, 怎么会对你有感情, 没有人情, 谁又买你的帐？
药引子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引导其它药物的药力到达病变部位或某一经脉, 起“向导”作用。那盖房子的向导作用是什么呢? 王师给我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2003 年2 月, 王师到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梨树脑村去开展项目, 那是一个贫困县里的贫困村, 只有十户人家, 七几年从别处迁来。村里一半是坡地一半是平地, 挑水要走500 米,小孩子都不洗脸,大花脸是他们的特征。王师在那里的两个月,每天只能吃到红豆玉米粥, 有时候赶集, 王师给他们100 块钱买些肉回来, 一顿就吃完了。连干海子的人都知道,“四五年前比我们二十年前还穷, 不种地不养猪, 喜欢上山打猎采菌子草药。”
用王师的话说,“十户都是兄弟, 年轻, 又不会计划生活,有点钱就用掉了。”曾经当地政府给过他们玉米种子, 但过段时间再来, 什么苗也没看见, 问种子呢? 村民“理直气壮”:吃掉了。干部一听气坏了, 说你们自生自灭吧。
王师一边帮他们盖房子, 一边慢慢灌输一些理念, 告诉他们怎样才能致富。先是叫他们种果树, 还跟农科院联系提供当年栽种当年挂果有经济收益的果树, 可他们不愿意种, 说人工划不来。
怎么办呢?
“最后我想了一个招儿, 鼓励他们用电, 刺激他们消费。”王师就蹿掇他们用各种电器, 说你们现在资源越来越少, 没有柴了, 用电磁炉炒菜、用电饭煲煮饭更方便。还以个人名义担保,找当地卖电器的老板把电器赊给村里人。结果一个月下来,电费15 块钱！原来只有一块二都交不起, 这可怎么办, 电也用顺手了, 只好去找点事情做做。王师见此, 趁机跟当地搞建筑的老板说好, 农闲时让村民去打工。组织他们到广东打工也愿意去了, 也愿意种果树了。
现在再去梨树脑,“每次都有腊肉吃” !
在仁人家园的项目中, 选择有能力并且愿意还款的人家是很重要的一环,也就是要考察村民的诚信。这怎么考察呢?如果你当面和他聊, 他当然会说你想听的, 你却很难掌握实际情况, 这就像农村居民的真正收入一样计算不清,因为他们大量的人工和各种成本混在里面了。
曾经在学校里做过全国民族大调查、流浪儿童调查、这几年又在村子里“混”久了的陈坤克有好办法:
首先, 要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这个过程中进行观察, 这很关键。
其次, 进行“交叉调查式”。农村人家里一点事很快全村就会知道, 尤其是不好的事。考察同一个人时, 就去跟不同的人闲聊, 坤克说:“尤其是妇女们, 最爱聊张家长李家短。”瞎聊中间装作随意地问一句“这个人怎么样啊”, 然后把你得到的回答综合一下, 就可以基本上了解这个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