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杂志: December 2007 Archives
鲜为人知的是, 民国时期曾有一场以建设合作共和国的大理想的社会运动， 并由政府、社会一起认认真真实验过。70 年前, 一次民间的倡导如何成为官方发起的一场合作化运动? 而官方的倡导又如何损害了民众的自觉? 民国合作化运动为何失败? 而当时光福合作试验区与江苏合作运销社又是如何成功的, 合作社又如何与金融结合? 历史向我们提出警思: 如果不发动民间, 中国合作化不会成功。
今年7 月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揭开中国合作社史的新页, 《民间》此文以馈同道。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有人意识到了市场与资本的危害,乃借鉴流行于欧美的合作主义思潮,试图把中国建设成“合作共和国”。在他们提倡多年后,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也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合作运动。
往事已然成空,而梦想犹在。沿着合作先行者们的足迹,也许我们听到的不只是叹息,还有汗水凝结的教训。
1900年前后一个叫薛仙舟的年轻人和朋友们试图推翻腐败的清廷,“每阅新闻,辄义愤填膺;遂与同志奔走国事冀挽狂澜,备历艰险,几损其生。”曾在汉口和北海两度被捕,脱逃后游学美德英三国,期间他接触到了当时在欧美流行的合作主义。
十九世纪末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时期,国内贫富差距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日益暴露,虽然社会主义运动遭遇挫折,仍有不少人试图构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查理·季特为代表的法国尼墨学派构建了合作主义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家为追逐利润而生产,而不是为消95费而生产,导致了无序竞争而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合作主义主张“由结社的消费者将生产与贸易工具,逐渐地集产式地收回来;用一种制度代替现行的资本主义的、竞争的经济制度,此种新制度,乃以消费者的集体为出发点,而非以牟利为目的。”首先广泛设立消费合作社,然后由消费合作社共设批发合作社以降低商品价格,条件成熟时再由批发合作社设立工厂生产,并设立农场提供农产品和工业原料,逐渐实现由合作社控制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
为中华民族寻找出路的年青人薛仙舟认定这就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又废除剥削的理想社会,从此一生都在努力尝试使中国成为一个合作化国家。
1911年归国后,薛仙舟和别人聊天似乎永远只有一个固定的话题,友人回忆“每逢相遇的时候,只谈他所注重的合作,即使讨论,也不过讨论合作而已!”他已经从一个流血革命论者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合作主义信奉者,但屡屡遭受挫折。在北大担任教授时,他准备发起一个由北大师生组成了消费合作社,因得不到响应而告失败。1914年,郁郁不得志的他南下复旦公学任教,希望在南方播下合作的种子。这时,命运女神突然眷顾了他,他收了一个准备出国而跟随他学习德语的学生,一个后来让他成为了“中国合作运动之父”的学生——陈果夫。不久,“五四运动”的爆发又给他送来了一群受到民主思想熏陶的复旦学生。他们憎恶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想创立一种没有剥削实行民主管理的经济制度来取代它,在薛仙舟的影响下,他们相信理想制度就是合作主义。1921年12月,他们将自己“《平民》周刊社”改组成了“平民学社”,宣布宗旨是:“宣传合作主义,提倡民众教育,发展平民的经济。” 平民学社当时不是特别显眼,才坚持了三年就因成员毕业而解体。然而就是这样一群学生,四年后当他们在陈果夫领导下重新聚集时,几乎主宰了中国合作运动之后二十年的命运。
一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弊端,使得战后中国各种反资本主义理论涌现出来。如果不是命运垂青,作为其中微不足道的一种,合作主义也许会跟其他学说一样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而得不到任何实验的机会。它的再次被发扬光大要归功陈果夫。作为“陈家党”的头子,他对合作运动的热衷在国民党高层中是绝无仅有的,合作运动的每一项重要决策都能看见他的影子,乃至于陈立夫在回忆他时都称“合作事业是他一生所关注的事业”。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受陈果夫委托,薛仙舟拟订《全国合作化的方案》,交给了蒋介石和胡汉民。该方案被称为继康有为的《大同书》之后最具理想色彩的社会改革方案,薛仙舟把他的社会理想嫁接到了三民主义理论之中,把合作主义设计成民生主义的实现方法,宣称要达到“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把中国建设成“合作共和国”。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该方案在国民党的会议上没有被讨论。薛仙舟病逝后,陈果夫和原平民学社的核心成员在1928年组建了“中国合作学社”。在他的推动下,合作思想在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获得了合法地位,合作运动被列为了国民党下级党部工作纲领之一,被表述为“实现民生主义的第一步”。由此,官方倡导的民间合作运动在全国展开。
中国合作学社推动合作着眼点不在改善下层生存状况,而是旨在建立分配合理的经济制度,完成国家经济结构的变革。因此,他们选择了季特提出的“从商业到工业再到农业”的“三步曲”。从1928年到1930年的三年中,学社大张旗鼓地鼓吹在城市消费合作社,以求尽快完成“第一步”。怎奈何西洋的理论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各地应景似的建立起来消费合作社往往蜕变成了机关学校的集体商店,普通民众则仿佛置身事外,对于一帮官员学者的甜言蜜语无动于衷。很快,在提倡者失去热情后,这些“集体商店”也坚持不下去了。
直到这时,一直在江浙农村埋头指导成立信用合作社的实干成员的声音才在学社中开始成为主流。在1930年10月陈果夫在浙大发表演说:“我国现时候最宜多多注意,厥为农业合作。农业合作之中,尤以生产运输及信用这几种方式为要。” 合作学社抛却了对英法模式的纯粹模仿,开始用主要精力探索农村合作经济之路。
1931年2月,中国合作学社呈请江苏省政府把吴县光福区设为合作实验区,由学社代为计划并指导一切合作进行事宜。光福镇位于吴县西部,三面滨临太湖,水路纵横“水路距苏州城五六十华里,有小汽船通行,朝发午至”,盛产蚕桑。在成为实验区之前,已成立了15个养蚕合作社,1930年春天各社还联合举办过一次鲜茧合作运销,取得了成功。1931年4月,正式成立了合作社联合会,并经营制种干茧两部,规模之大,可以与吴江开弦弓(即“江村”)制丝合作社相媲美。该年春季,各社就联合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借了二万八千元建筑费,造成了巍然大观的养蚕合作社联合会。
联合社初期何以能这么繁荣?据实验区主任马家骥回忆:“光福合作事业,在民十八年开始提倡,当时只有养蚕合作社两所,嗣因蚕桑场供给技术指导,以及茧市趋涨,以及合作运销的种种关系,社员鲜茧就得到最高的售价。一时社员及普通蚕户,均能信仰合作社的利益。”可见,蚕户积极组社是为了获得技术指导,而合作社则通过垄断技术而垄断了改良茧的销售。
二三十年代,日本改良蚕茧在国际市场异军突起,但是大部分中国的蚕户仍在生产土茧,使得中国的丝茧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节节下滑。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一些蚕校和农技推广机关在江浙农村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养蚕的方法。1929年,吴县合作社指导所和吴县蚕桑场约定:“凡蚕户欲受技术指导者,必先组成养蚕合作社始可。”合作社由此垄断了先进的养蚕技术。联合社成立后,更是对从制种到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了周密的布置,保证了科学养蚕。联合社制种部提供蚕种,实行共同催青。各合作社还实行稚蚕共育,分组进行,每六户一组;每天早晚采桑两次,送交合作社检验应用;共育之人工,由社员分任,每社员至少派练习生一人到社;稚蚕到三龄开叶后,分发各户。指导员还指导消毒。联合社还购买意大利的新式干茧机。优良的茧质确保了蚕茧的竞争力,“合作社所产茧子,品质既佳,复能一律,为丝厂所欢迎,价格因得上腾。”
联合社又以社规保证了市场主导权。1930年《各社联合运销规程》规定:“各社社员未经本联合理事会特许前不得私自出售鲜茧。”违反者,轻者赔偿全部售出金额,重则除名。合作社垄断改良茧的销售,造成了私商所开设之茧行只能收购村民所产之土茧,土茧大多品质低,量少,无法与合作社竞争。
农民也懂得不组织起来就会受到商人压榨,然而眼前利益往往会战胜理智,面临诱惑时会做出错误的决定,1933年,当合作社为了积累公积金和偿还债务而开始对盈余进行提成分配时,社员就发表了不满:“以为习惯如此,不必还什么债,也不必提什么公积金,甚至于发生怀疑,造成各种离奇的谣言。” 1935年,合作学社发现:“联合会及各种养蚕合作社,各种会议,停止已久。会社之间,每多隔膜,事业进行,颇多困难。”
随着私人制种场的开办,制种部从1933年开始连年亏损,以至曾一度关闭。当1935年实验区由中国合作学社完全接管时。首先继续采取以利益吸引社员的方法,改变社员养蚕习惯,推广饲养早秋蚕和晚秋蚕。其次,召集各社理监事举行谈话会,希望他们生成内在的结合力。再次,在交通冲要处张贴合作壁报,宣传合作常识和消息。在他们的努力下,当年养蚕合作社就增加到了25所。
联合社的业务从1930年到1935年间取得的很大进展,养蚕合作社由1930年的15所增加到了1935年的25所,鲜茧的生产总额也每年都有增加,由1930年的459担增加到了1935夏年的3104担。在1935年的秋蚕运销中,普通茧行收购鲜茧每担27元,合作社的茧价36元。从表面上看来,联合社在与私营茧行的竞争中取得了成功,
但光福试验还未达到合作学社的目标,因为是特种合作社,不具备在全国推广可能。它还是表现出了许多局限。例如,在生产方面,为保险起见,联合社的业务至于合作干茧,未敢进行合作缫丝。
1933年前后,在湖南、浙江埋首合作事业的陈仲明对消费合作进行了修正,提出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农村运销合作社“农民在急需款项的时候,可以向合作社通融,在收受农产品的时候,加以严格的检查,按其优劣分等去贩卖”,“运销合作社因获利丰厚,就得聘请技术专家,采取进步的生产技术,和适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同时要在城市中发展消费合作社,“如果在各重要城镇各大集团、工厂、铁路等组织大规模的消费合作社,把消费品的种类数量……专向运销合作社直接订购……”,就可以免去双方受中间商人盘剥的弊病。陈仲明模式的成功取决于消费社与运销社双方的合作与共同发展,由于消费社的不成功,只有运销合作在江浙等省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0世纪三十年代,欧洲合作运动存在两种体系:一种是英法为代表的消费合作体系,即消费合作社——批发合作社——批发社所设工厂、农场;另一种是丹麦的农业产销合作体系,即生产运销合作社——特种运销联合会——国内外商家。合作学社参照这两种体系并融合变通,1932年在上海创办了批发合作部,定位为中国的批发合作社以及国内生产社与消费社业务交流之枢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实际上只经办了浙江兰溪桐油运销、永嘉软席运销和代购陇海铁路员工消费合作社百货米粮等很少的业务。
真正发展得比较完善的要属江苏省的合作运销体系。1934年,江苏省创立江苏省合作社农产运销办事处,先是附设于江苏省农民银行。整个运销流程是:农民向当地的苏农分行索取《农产运销委托书》,填好后寄往上海农产运销办事处,或无锡农民银行,由合作社或农民自行从陆路或水路将农产品运至苏农在上海或无锡的仓库。运销办事处向各会员社通报市场行情,合作社可以自己决定农产品何时出售,也可以设定价格或期限委托办事处代为出售,办事处只收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基本会员需用款时,由办事处证明可向江苏农行借款,农行协同保险公司为合作社办理运输保险。
1936年5月,江苏省运销合作社保证联合社成立后,争取到了轮船招商局和铁路运输方面减免运费的优惠,为方便各地合作社掌握上海市场行情的变化,联合社还与上海交通电台合作,每天播报上海市场主要农产品的价格。
三十年代,市场还未完全深入交通不便的乡村,运销合作社的建立活跃了农村经济,在许多地方,私营企业与运销合作社往往相伴而生,拓宽了农产品的流通渠道。而且,运销合作社在苏农的资金支持下,可以抵御部分金融资本的控制,使得社员不必因急于还债而贱卖农产品。合作社也抬高了当地市价,农村社会整体受益。
然而,它最致命的弱点就是因为农民的合作意识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一旦外在的助力消失,整个合作运销网络容易成为徒有虚表的官僚机构。
抗战前十年全国各家合作理论都有实验的机会。1930年代,中国还存在另外两种声势很大的农村合作理论,即华洋义赈会为代表的“信用合作派”和以行营为代表的所谓“生产派”。
在由政府主导的合作运动展开之前,民间赈灾团体华洋义赈会在1923年就开始在河北农村推广信用合作社了,抑制高98 利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义赈会认为农村经济的发展首先于
于把农民从金融困境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们主要发展信用合作事业。为了获取农民对合作社的认同感,弱化合作社“外来物”的形象,他们尽量从老合作社中选择吃苦耐劳的朴实老农作为合作指导员,拉近指导员与社员之间的距离。同时,他们坚持社员在合作社中发挥主体作用,义赈会只是从旁扶助,完全由社员自己掌握合作社业务,既减少了合作社对义赈会的依赖又增强了社员的责任感。五年多的试验证明了信用合作社在抑制高利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方面是卓有成效的。然而,合作学社成员对于推广信用合作社的作法不屑一顾,他们认为信用社只能发挥消极的救济功能,对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有限。同样,合作学社也反对1932年之后在行营卵翼下发展出来的所谓的“生产派”的做法。该派以四省剿匪行营的临时政府机构主导,更多体现了政府的推行强力,为了对抗根据地推行的土地政策,行营派的合作主张显得较为激进。此派领袖李安陆创立一套借鉴日本“利用合作社”而扩大化的理论,宣称以利用合作社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并最终实现由利用合作社来经营农村一切的经济事业和社会事业。为了标榜自己适合中国国情,他自封为“生产派”“消费派”,给其他派别分别带上、“信用派”、“教育派”的帽子,认为中国主要面对的不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是要解决生产落后、农民生活贫困的问题。因此,他自称“利用合作社”理论才是民族本位的合作理论。合作学社调查部主任陈仲明斥之为“乌托邦”。
这纷乱的局面自然不完全是合作学说的分歧所造成的,政治的角力才使得这原本单纯的经济运动变得扑朔迷离。
起初三派之间并没有正面的冲突,义赈会的章元善、行营派的李安陆、熊在渭等人在合作学社的拉拢下,都加入了合作学社。1932年前后,当蒋介石确定以合作社为救济“收复区”经济的手段,在鄂豫皖赣四省推广合作事业后,行营一派在蒋介石的庇护下羽翼渐丰,独树一帜。合作学社的核心成员属于二陈的“CC系”,行营一派则属于杨永泰、熊式辉等人的“新政学系”。这两个合作派别的矛盾表现为在理论上争正统。行营派标榜自己是民族本位的合作理论,言下之意不言而喻。
合作学社为免被攻击为“照搬西洋的理论”,他们开始抛弃“合作主义”的提法,自称为“以民生为本位的合作运动”。
几乎与此同时,华洋义赈会也卷进了这场对合作运动控制权的争夺中。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大水灾,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委员长的孙科,邀请在华北利用合作社赈灾颇有成效的华洋义赈会南下赈灾。章元善带着空白章程和一群特殊的指导员——老合作社的老农南下赈灾,他再一次显示出了他的合作指导办法的实用性,由此被国民党内高层所赏识。
华洋义赈会则由于总干事章元善被借调为实业部合作司司长,而掌握了1936年至1937年间全国合作行政的领导权。但是,合作学社的成员却在1938年之后主导了全国合作行政,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
1935年,国民政府试图统一全国的合作事业,控制权之争就此被激化。而其中冲突最严重的是中央党部与合作司之间的矛盾。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施法》中规定合作运动是地方自治开始后所要推动的一项工作。193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在设计地方自治组织时,就计划将合作组织与政治组织相结合。在训政体制之下，国民党中央一直把合作运动看成是与地方自治密切相关的一项工作,确立了“党部指导,政府监督”的原则。中央党部一直视合作化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培训了大批党员成为合作指导员分驻到各省党部指导合作事业。
1935年9月成立的实业司击破了中央党部的梦想,合作司不但主管合作社的登记和监督事务,它还拥有对合作运动的指导权。章元善企图建立起全国合作行政体系,企图以行政的指导体系让“党部指导”变得名不符实,他要求各级政府设立合作事业主管机关,为此实业部还于1936年12月设立“合作事业技术人员讲习所”。对此,中央党部自然不会善罢甘休。针锋相对地创办“全国合作人员训练所”。并且通令各地党员参与或发起组织合作社。——中央党部的目的不但是要控制合作运动的指导权,而且还想直接由中央党部垂直管理各地合作社,对合作社实行彻底的党化。其背后的目的,是在当时训政往宪政转化时,国民党一旦失去中央的党的政治权,也可在合作社这个“经济与政治结合体”中仍控制地方的实权。幸好行政院长蒋介石此时更看重合作事业的实效,因此在实业部的要求下,行政院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坚持了政府主导的原则,要求民训部修改《指导办法》中与《合作法》及实业部命令相冲突的地方。合作指导权名正言顺地从党部转移到了政府方面。章元善胜出。
除了政治上的角力,合作学说之间的矛盾也同时被激化。行营一派又抛出了“合作政治运动论”,主张“合作运动与政治运动并进”,“以保甲组织来推动合作运动发展”,攻击合作学社及义赈会等奉行的国际合作联盟认可的“罗须戴尔原则”(包括政治中立、自愿结社等原则)为“不进步”的合作理论。1935年,南昌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在“有村必社,无农不员”的原则下,建成了村合作社——乡镇合作社——县联合社构成的全县合作网。
合作学社这一次反击显得底气不足并自相矛盾,显示出了与政治结合之后的无奈。合作学社把建立合作化社会理想建立在国民党政治助力上,合作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于对三民主义和其他国民党理论的解释。因此一方面他们希望政府在政策、法律方面给合作社以保护和优待,并借助行政力量以“训政”促进合作运动,但是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建立合作社独立的金融体系和业务体系,不满意合作社依附于政府的局面。这就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当《合作月刊》的编者伍玉璋反对“合作政治运动论”时,又不敢坚持“合作中立论”,只得以“在一党政治下的中国,合作中立论不中立论都是反革命”来辩护。当他主张防止合作社“只有社务,没有业务”,而反对合作组织政治化坚持主张结社自愿时,江浙两省却在1935年也开始试验“以保甲推动合作”,并于1936年在江苏正式推广。为了团结全国合作者, 1936年9月,合作学社增设合作青年部,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合作青年运动的宣传。但是,在外人眼里,它本身就是“CC”（陈立夫、陈果夫）系的组织。
相对而言,章元善坚决反对以行政手段代替老百姓自发的合作化行为。他的反击有力且有效,章元善坚持:“政府虽然尽力提倡,但是仍然要保持合作的本质。所以始终以引动为手段……政府虽是提倡,但是合作社的系统,他是仍然要维持的;合作的本来目的,他是仍然要保存的。所以政府提倡工作,仍然从基础入手。他的方法,仍然做宣传合作意义入手。从这起夏点来引导人民自动组织单位合作社,为整个合作系统的基础。有了单位合作社,还要指导各级联合社的组织。这是政府以往提倡合作的步骤。并不是先由政府办高级的联合社,再行设分
1936年,实业部提出修正《合作社法》,废除了“利用合作社”这一名称。同年十月,在实业部长吴鼎昌的支持下,实业部拟定《合作行政设施原则》十五条,要求各级政府引动而不许代动,合作社的组织体系宜自由长成而不可勉强图速。
合作司与合作学社都赞同政府对合作事业的扶持,但是二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章元善坚持的是他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经验,是一种循序渐进由培养合作习惯入手来发展合作的方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成立的合作社是根基较为稳固的。但是,志向远大的合作学社成员反对这种“慢慢腾腾”“小打小闹”的合作路线,他们迷信制度的威力,他们一直试图设计一种内容宏富、构思精细的合作制度来向全国推广,幻想以制度来解决农业经济的一切问题。1938年,当他们终于可以自己主导合作运动的发展时,他们企图在全国建立起一套整齐有序的合作社系统。1940年,行政院明令公布县各级合作社组织大纲,要求合作社与地方行政区域相配合,在每乡镇设立合作社,每保设立分社,在县设立县联合社,并逐渐实现合作社由县联合到省联合和全国联合。40年代初,在寿勉成、陈仲明等人的主持下,成立了全国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和一些省区的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为成立全国合作社联合社做准备。1946年,筹设近5年的中央合作金库正式成立,由此建立了全国合作金融体系。薛仙舟设想的“合作共和国”的框架似乎隐然成形了。然而,把组织发展置于优先地位的合作社发展模式,在促使合作网络迅速形成的同时却也造成了合作社生命力的衰弱。1946年,首任合作事业管理局长寿勉成反省说:“中国合作运动有30年的历史,其最大缺点在不重业务,专重组织,以致对全国经济建设的贡献不大。”这可说是对他们主导的合作运动的中肯评价。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十年”就此终结。合作化试验也中断了。抗战胜利后,内战汹汹,人心惶惶,合作化更无从谈起。因此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这场旨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作运动,从未与其对手进行激烈的交锋,因此无从设想合作主义者是否可以实现他们的宏愿。惟其先行者的教训,或可为今天行动者所借鉴。
拉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 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 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个热忱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 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尔夫。
1938 年,拉尔夫·纳德年仅4岁,当律师们在地方法院向着陪审团发表长篇辩词时,他就是个小小的听众。14岁时,他就天天阅读《国会记录》。他获得普林斯顿大学 的奖学金,在该大学,他拒绝和其他学生一样穿麂皮马裤或其他相应的服装象征;校园的树木喷射滴滴涕,他也提出抗议。学校图书馆闭馆后,他经常被锁在馆里, 结果管理人给了他一把钥匙;而他的反应倒符合他的性格,反而指责学校当局不应对其他学生的合法权利漠不关心。1955年,他被选为大学优秀生联谊会会员, 毕业时成绩优异,进入哈佛法学院学习,而他却把这个学院称为培育权势仆役的“高价的工具工厂”。
他 的清教徒名声传播开来。他发誓不看小说,认为那是浪费时间。看电影也是一样,他限制自己一年只看两部。他藐视戏剧、烟、酒、女人、晚会等等。在哈佛大学, 他也不开汽车了,但在这个问题上他却另有动机。他开始研究汽车事故。他到附近的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研究了一阵汽车技术之后,给《哈佛法学记录》写了一篇文 章,题为《美国汽车:为死亡而设计》。
这个问题一直使他烦恼。他的整个生涯都是同人身保护工作相联系的——从不安全的天然煤气管道、食品的附加剂、变质肉类、污染问题、矿井健康条件、除草剂、不卫生的家禽、条件不足的私人医院,一直到彩色电视的辐射问题,但是汽车
拉 尔夫·纳德的父亲是黎巴嫩移民,住在康涅狄格州的制造业中心文斯特德,是人们所熟悉的美国式的地方平民主义者。纳德拉·纳德的高原甜食店是一家饭馆兼面包 点心店,顾客们抱怨说,店老板从来不让他们安静地吃饭。纳德经常给他们演讲现制度的弊端及其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情况。和许多移民一样,他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是 个热忱的民主党人。他没完没了地责骂财团的罪行,老是威胁着要控告他们。到最后,他差不多和谁也谈不到一块,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他的幼子拉威胁的问题 是最基本的。他在哈特福德开设了一家私人法律事务所(很快成了为穷人免费提供法律咨询的地方),继续敦促各地方政府制定更加严格的汽车安全条例。1964 年初,他把这一运动带到华盛顿,劳工部部长助理丹尼尔·帕特里克· 莫伊尼汉聘用他为劳工部日薪50元的顾问。
在 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的合作下,纳德搞了一份200页厚的呼吁书,呼吁制定强制性汽车安全法令。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工程师向他指出,雪佛莱 厂的科维尔牌汽车容易翻车,因而成了他在工业界内第一个秘密联系人。1965年11月,纳德的第一部著作《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中包含的危 险》,其中把科维尔牌汽车叫做“最难驾驶的汽车之一”,并且指责汽车工业在“这种型号已经用了四年,共生产了1,124,076辆科维尔之后,才决定采取 措施”。
《任何速度都不安全:美国汽车设计 中包含的危险》一书的精装本和平装本共出售45万册,终使作者以证实汽车危害的专家身份于1966年2月10日出席了里比科夫委员会。三星期后,纳德指控 通用汽车公司利用私人侦探跟他找麻烦,打电话对他进行谩骂,以及企图用女人勾引他来败坏他的名誉,于是他成了全国知名人物。一个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在 宣誓下承认,他的上司曾指示他:“不论在什么地方设法抓住这家伙的一点把柄...... 使他不敢再跟他们捣蛋......封住他的嘴。”纳德提出控告,要求赔偿2600万元,结果得到了28万元。这钱和他写书的版税一样,都用在他的事业上。 那年夏天,“全国交通和机动车安全法”获得通过时,《华盛顿邮报》宣称:“这项重要立法所以成为可能,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一个人——拉尔夫·纳 德......这个为公众利益进行活动的单人院外说客,战胜了全国力量最强大的工业。”纳德自己承担起全国交通安全署监督人的责任后,又插手过问肉类包装 业,其结果是使得1967年肉类卫生法得以通过。他的攻击范围原来还限于消费者的剥削者,后来更扩大到包括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联合碳化物公司的烟囱、智囊 机构、不安全的卡车、纸浆和造纸工厂、财产税、官僚主义者、消费信贷、银行和超级市场。一个评论家说:“纳德并不是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人,他只是一味反对消 费。”纳德不同于林肯·斯特芬斯时代那些揭发丑事的人,他得到保守选民的支持。在充满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的时代,他仍然相信能在这个制度内部进行改革。他是 个直线式的思想家,提倡守法和工业秩序。股票经纪人赞助他的事业,波特女士的学校给他派去志愿工作者。现在,他已有一些助手——一个记者称他们是“纳德袭 击者”,这些人大多数是毕业于上流学校的上层中产阶级的白人,他们的姓名颇像普尔门卧车车厢的名称:罗维尔·道奇、威廉·哈里逊·韦尔福德、鲁本·罗伯逊 三世、霍华德·塔夫四世等。其中有个叫爱德华·考克斯的,后来成了尼克松的女婿。
纳 德把他的助手们安置在全国报业大楼的几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旧桌椅是从残缺物品拍卖会上买来的,装档案用的是苹果箱,书架是用木板和砖头搭的。他让这些人一 周工作100小时,工资之低接近贫穷标准。他们编写的书籍所得版税,全部用于运动。但是他们没有怨言。纳德本人一年挣20万元,自己只用5000元。
他 住的带家具的房间,靠近杜邦大厦,每月租金80元,办公室租金每月97元,也不用秘书。别人送给他的公文包,他都用来做档案袋,自己旅行时却把文件装在一 扎扎牛皮纸大封套里。他的黑皮鞋已经磨损,鞋带断了又接起来。他穿一套满是皱褶的灰衣服,白衬衫起了毛边,系着过时多年的窄领带。他身高六英尺四英寸,一 头波浪式的黑发,一副年轻人的面孔,《新闻周刊》把他比做“弗兰克·卡普拉影片里的吉米·斯蒂华式的英雄人物”。他的惟一特殊开支是电话费。这笔费用很 大,工业界的志愿侦探给他打电话的费用,都由他付。
纳 德的大部分收入来自讲演费。他每周接到50份请他讲演的邀请,他一年只接受150次,每次收费多达2000元。继沃尔特·鲁瑟之后,他成为最擅长长篇大论 的演说家,一次上台演说,时间很少在1小时45分钟以下。演说结束时,从来不加上点儿什么华丽辞藻。他说完停下来,转身就走。大学的听众对他报以狂热的欢 呼,但他从不回身表示谢意。如果有人请他签名留念,他会粗率地回答:“不签。”一位朋友说:“纳德怕被当成电影明星,把他的私生活浪漫化,所以他干脆抛弃 了私生活。”
他是个无法对付的顾客。在饭馆
点菜叫饭时,他会对女服务员说:“三明治里的火腿是单切的吗?这乳酪是真正的,还是人造的?你吃糖吗?你吃?那你听我告诉你——那东西绝无用处,毫无食用
价值。”他对班机上的女服务员说:“在整个飞机上,你可以感到自豪地供应的惟一东西就是那小包花生。而且你还应当去掉它上边的盐。”阿勒根尼航空公司竟敢
把他预订的座位让给别人,使他没有坐上飞机,他于是提出控诉,判得损失赔偿费5万元,这笔钱一半给他本人,一半付给由于他误了飞机而未能听到他演说的消费
者集体。
罗 伯特·肯尼迪问他为什么“干这一套”,他回答说:“如果我从事防止虐待动物的活动,就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他的最终目的“不亚于为工业革命进行 质量改革”,任何诱惑也不能使他偏离这个目标。尼古拉斯·冯·霍夫曼和戈尔·维达尔提议他竞选总统。他说:“我对公职不感兴趣。国内最伟大的事,是公民活 动。政治也要居于其后。”
尽管他散布福音, 致力于公益事业,过着修道士的生活,他对社会的影响还是成问题的。这一点他有时似乎也知道。有一次他说:“我们总是失败。”“整个问题就是如何限制失败的 程度。”听众似乎把他看成是个演员。他们给他鼓掌好像是赞扬演出一样。很少人感到自己必须参与其事,必须仿效他的榜样,或听从他的建议。他们照旧驾驶底特 律的大型汽车,买加过工的食品吃,脸上抹一层昂贵的化妆品,抽着有毒的香烟。
他 有一次沉思时想到:“两千年前在雅典,一个人可以一早起床,在城里闲逛,调查和他个人以及本市同乡福利攸关的事。没有人会问他:‘你和谁一伙?’”70年 代的美国人不需探问关于他的情况,他们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但他们对他的活动并不表示支持。使他感到极为痛苦的是,不管他们对他喝彩声多么强烈,不管他们多 么经常说他们赞成他,但在这物质至上的黄金盛世,他们并非真正同他是一伙的。
是奥斯卡影帝?
是赛车协会全美冠军?
是社会企业家,
全部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
都是!
——寥寥数语是对保罗·纽曼的深刻刻画
1986年,保罗·纽曼迎来了一生转折点。他与汤姆·克鲁斯共同出演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执导的《金钱本色》, 保罗出色的表演对影片成功起了关键的作用。61岁的保罗以此片终于获得了第59届奥斯卡奖最佳男主角,拿到了小金人。1994年他又在《大智若愚》中,凭着精彩演出第9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2002年7月,保罗与影帝汤姆·汉克斯(TomHanks)联袂出演了奥斯卡最佳导演萨姆·门德斯执导的黑帮片《毁灭之路》,一头银发的保罗以老辣无比的演技,将黑帮老大“老头约翰”的形象刻画得形神兼似,第10次获得了奥斯卡奖的眷顾。
保罗还是一个狂热的赛车爱好者,曾4度夺得美国赛车协会全美冠军,在他70高龄之际还曾创纪录地获得过佛罗里达州一项赛车的冠军。两个领域里的成功,让保罗的身份令人羡慕:在众星云集的好莱坞,他是无人能比的赛车王;在高手如云的赛车场,他是独一无二的影帝。然而2005年3月这个以意志坚强孜孜不倦追求著称的好汉第一次提到了放弃。
保罗·纽曼在接受美联社专访时表示:“我一生最钟爱的有两件事情——表演和赛车,不过我想,是时候放弃了。今后,我将更加专注于慈善事业。”因为,保罗最为成功的身份还是美国最著名的调味品公司“纽曼私传”的大老板。这是一家独特的公司,因为这个公司将每年所有的盈余捐献给公益事业，甚至不留第二年的运营资金,隔年靠银行贷款支撑运营。
二十年下来,这个公司捐献了多少钱?二亿美元。
保罗一再强调“施比受更有福”。1993年,保罗将一处旧农场加以改造,以“健康和快乐”的名义正式举办了首届“小店铺”露营会。露营期间,身患癌症、肌肉萎缩症的孩子们将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体验骑马、游泳、爬树、踢英式足球等各类活动。该系列露营会随后在美国加州、佛罗里达州和法国等地成功举办。他表示,“如果我这一生能留下些什么,那就是露营会”。正如赫本说她最自豪的并非手捧奥斯卡小金人的一瞬间,而是抱起非洲贫困儿童的时刻。伊丽莎白·泰勒说最骄傲的时刻,并非扮演埃及艳后,而是她坐着轮椅出席慈善演出。
“纽曼私传”的诞生不是在流水线上,而是在浴盆里。“纽曼私传”乍一听有点私家配方的意思,而事实上,这的确是保罗自己得意的“私人秘笈”。每年圣诞节,他都将自己做的沙拉酱装在旧酒瓶子里,送给亲朋好友当圣诞礼物。1980年12月,圣诞节前夕,保罗和他的老朋友A.E.哈奇纳在地下室将沙拉酱灌进旧酒瓶子里封口后发现还余留下一些原料,这时正在洗澡的保罗突发奇想,为什么不把剩下的卖了呢?于是保罗和哈奇纳把自己的沙拉酱摆在了当地小店里。
自从第一瓶沙拉酱摆上货架开始,保罗就没依那些专家说的“必须要做的事情”按常理出牌,甚至有些背道而驰。最为夏典型的就是保罗坚持了两个原则:第一,保证品质,不添加任何人造成份或者防腐剂;第二,不以营利为目的,税后所有销售收入捐献给全球的教育和慈善机构。但是保罗和哈奇纳对商业一窍不通,1982年,两人求助于美国最大的销售公司,但对方开出30万到40万美元的推广、广告、公关费用后,两人决定自己动手实施生产、销售,先由哈奇纳出去做调查,保罗出4万块种子基金。由于生产量小,没有一家瓶装厂把他们当回事,好不容易找了当地一家叫Andy Crowley的小型瓶装厂。两人拒绝了Andy提出的添加化学防腐剂,以延长产品的保质期的建议,并对Andy的要求非常严格。半年以后,Andy决定不再跟两人合作。此时一个开超市的朋友Stew建议以保罗的肖像印在商标上扩大广告效应。并且Stew在超市外面打了个大广告牌:“欢迎,保罗·纽曼”。不到两周,“纽曼私传”就卖出了1万瓶。而Andy迫于Stew的压力,再次和两人合作。第一年销售收入就超过了300万,利润是40万美元,并且正如约定好的那样,利润都捐给了慈善机构。此后每年他们将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二十多年来,纽曼有机食品公司已经捐出二亿美金给教育团体和环保团体,其影响力不仅是因为金钱的援助,更是引导其他企业、消费者和政府政策,走向更美好的境地。毫无疑问,纽曼有机食品公司从一份沙拉酱食谱起家,慢慢成为颇具规模的食品公司,二○○二年营业额高达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这一路走来,为社区百姓提供不少工作机会。从农夫、卡车司机、包装员到送货员,很多家庭都参与了纽曼有机食品公司的生产过程,而公司的慈善金也反馈给这些家庭所在的社区。保罗说:“我拍戏,做食品公司,赚了些钱,用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们,让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更有意义。世界上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人们需要帮助,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而现在我觉得我做的还远远不够。”
纽曼是公益事业的生手,但出手不凡,首先是产品自然、健康,不添化学成分,发起者对产品质量的信念与坚持。在公司发展最困难时期,两位创业者始终坚持使用天然原料,不添加防腐剂。现在公司不但推出了一系列的有机产品,而且所倡导的“享受有机生活”理念提供了十足的生活智慧和实用的环保建议,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和追求。麦当劳已经与纽曼公司合作,“纽曼私传”将提供有机咖啡给麦当劳。其次是发起者的名气,保罗·纽曼是影坛常青树,其肖像印在商标上给92 予了商品极大的广告效应。而哈奇纳与海明威长达14年的莫逆之交让哈奇纳将这段冒险时期记录于《海明威老爹》(PapaHemingway)一书中。该书已被翻译成28种不同文字,在34个国家出版。哈奇纳为此蜚声文坛。最后是真心并大张旗鼓地推动公益活动,为产品树立了良好的形象。有人会说明星既然想做善事,那就自己安安静静、或者不留名地做好了,何必搞得路人皆知呢,实在有炒作之嫌。但不可否认,明星的慈善活动经媒体报道后能产生更大的社会示范效应。保罗也经历了从“真正的慷慨,要默默付出才算”到“宣扬是为让更多人参与”公益思想的变化。当顾客看到商标上的“利润都捐给慈善团体”宣传话语时也知道购买“纽曼私传”的产品间接也支持了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
“纽曼私传”是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的一种。社会企业这个词近些年才出现,却可以追溯到1601年伊利莎白济贫法中所规定的贫民习艺所等。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企业的认识有四个维度。一是社会企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强调领导者的特征、威望和能力是促进团队献身于社会计划的重要因素。二是创业(entrepreneurship)性质,即社会企业内含的企业营利的性质。有学者认为社会企业应置于非营利组织(NPOs)的背景中,社会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涉及交易的形式,仅是一种组织形式的创新。但更多的研究则坚持社会目的和经济目的“双重底线”的观点,社会企业在实现社会使命时,必须具有某种形式的收入产生机制。三是从社会企业的功能出发,将社会企业视为社会变革的触发剂。因而社会企业不但应关注当前的社会问题,而且应关注大的社会系统及其内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才能引入新的范式在社会配置中形成互相增强的变革。四是将社会企业视为营利性企业在跨部门合作中的社会责任行为的体现形式。其中蕴涵着两种形式,一是企业的社会投资(social invest),二是企业和NPOs的战略合作关系。这一观点是扩大了社会企业的内涵。
“纽曼私传”让我们更多思考中国的公益现状。目前政府和社会的捐赠数额都极为有限,而且随着NPOs的发展,对资源的竞争将更为激烈。如何从捐赠依赖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甚或自给自足发展是NPOs所面临的主要课题。NPOs的企业化发展是目前被普遍认可的方案。“纽曼私传”仅是NPOs企业化发展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有学者称这种形式为“补充型社会企业”,因为这是以外在企业的形式为其他慈善组织提供资金。其企业行为并不直接产生社会收益。与此相对的是“整合型社会企业”,即企业的经济行为直接产生社会收益。如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所创立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推行的“微贷”项目。该项目的对象为贫困群体,以格莱珉银行的流动资本贷款所带来的收入正以成功的商业运作帮助贫困家庭战胜贫困。著名的罗伯茨基金会(The Roberts Foundation)也将这称为“非营利企业”(Non-profit Enterprise)。该种企业是一种收入产生的机制,其成立是为低收入人群创造工作或训练的机会。
“纽曼私传”带来的是对社会企业的全新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