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 October 2007 Archives

邱建生, 公益界一位默默的实干者, 历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主任, 理事,法人代表。2003 年7 月参与创办学院, 晏阳初研究会总干事。 本文记者讲述的是邱建生人生长久的孤独探索, 寻找同行者, 直到创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并在最困难时苦苦坚持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心路。

邱建生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黑, 硬被太阳晒出来的那种黑,没有一年两年的功夫是晒不到这种火候的; 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惜言如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乡建论坛上,作为主办单位代表居然全程一言不发,让人称奇。我的采访也因此变得格外艰难,后来,连邱建生自己都感觉到了什么,向我解释:“我这人,比较,嗯,木讷。”并笑了一笑,一个黝黑的、带着歉意的笑。也许是因为黑,邱建生的两只眼睛显得格外亮且黑白分明,就像是一双食草动物的眼睛,带着食草动物般的善良、执着和忍耐。

那本书, 那本书

邱建生来自福建,客家人,1995年毕业于集美大学,经济管理专业。

高中时代他读的是县里的中学,住校的几个男孩子在宿舍里聊得激情澎湃,全都是豪气干云的抱负,这个说将来要成立一个民主党,那个说要建立一个工人组织,而邱建生说的是他要成立一个农民党。邱建生家世代务农,从乡间走进县城,已经让他真切感到广大农民仍被排斥在物质的富足和现代文明之外,他觉得这不公平,不合理,应当改变。

进入大学之后,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邱建生最多做过三份家教,也去建筑工地打过工,交了不少工人朋友。那时困扰他的还不是累和穷,而是苦闷,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不能形成思想碰撞的氛围,就写了很多征友启事,征笔友,搞读书会。

毕业后的最初两年,邱建生说“完全被浪费掉了”。尽管他被分配到受人羡慕的国有企业,工作也很清闲,可大家在办公室里谈的全都是与思想无关的话题。虽然他也有意识地做点什么,比如早起锻炼,做一些社会调查,但总觉是在无所事事中浪费青春。幸亏还有几位谈得来的朋友,一直在通信,并出一些内部交流的小东西,算是在现实洪流中保留了一点自己的精神生活。

1996 年, 邱建生看到一套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思想家的书,其中那本关于晏阳初的书改变了邱建生的人生。

晏阳初先生被尊为“世界平民教育之父”。1929 年, 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晏阳初博士举家迁居河北定县, 平教会总机关也迁到这里, 包括博士、教授、大学校长在内的数百名精英知识分子, 来到中国最基层的农村, 在不参与政治的前提下, 开始了他们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探索, 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才离开。

那本书, 邱建生读到潸然泪下, 就像《平凡的世界》一样给了他一种直达内心的感动。晏阳初所做的一切如同撕开了夜幕的闪电, 照亮了他, 让这个一直处在对抗型思维理念中的年轻人看到了另外一条路,他非常迫切地想得到更多与之有关的东西。

谁能与我同行

1997年邱建生辞职到了北京,在肖家河租了房子,到北大做游学人,听政治学、教育学方向的课,拜访研究晏阳初的学者和晏阳初在北京的后人。

那段时间,邱建生一直处在奔波的状态,左脚踏下去是“寻找”,右脚则是“碰壁”。听说一位女知青程炜带着自家的30万元回到曾经插队的山西农村搞扶贫。他找到了程炜所在的大山深处的村庄,希望能在那里做志愿者,当老师,或者做别的都可以。但那时程炜正在经历最困难的时期,无力解决吃和住,必须自己种地解决吃的问题。他身上只剩几百块钱了,粮食从种到收却需要好几个月,如果留下怕是连回来的路费都没有了,只好回来。后来他又去过一次河南,因为他从一本书上看到河南有位女老板要办一所农民大学,从河南回来后得了一场大病。

一年后,邱建生铩羽而归,又回到福建,找了一份工作,安顿下来。

这段时间里,邱建生办起了“中国乡村网”,宣传晏阳初的思想,他还在朋友和企业间筹集资金,出版了赛珍珠采访晏阳初后写下的《告语人民》一书。邱建生在最后附上了自己草拟的《中国农民教育与农村建设计划》:“我们向那些在孤独和穷困中仍坚持理想并有志于乡村建设的朋友发出召唤,我们相信一群为了共同理想而聚合在一起的人们将产生伟大的力量,并创造伟大的功绩。”他坚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像自己一样的人。

邱建生想注册一个晏阳初研究会,但没能通过民政局批准。很快到了2000 年, 总觉得这样下去毕竟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 心有不甘的邱建生又辞职了。

有位文化公司的老板想出一套乡村建设方面的书, 邱建生再一次来到北京。计划中的丛书第一组是“走进农村”, 邱建生策划十几本书, 在约稿的过程中认识了温铁军。老板变卦,书没出成, 邱建生再一次辞职, 进入《中国改革》杂志社。

把“温三农”拉下水

当时,《中国改革》农村版正筹备创刊, 邱建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编辑, 采访, 下基层, 干得很舒心、很顺畅。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得到温老师的支持, 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平台,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他在本职工作以外也忙得不亦乐乎, 筹建乡村建设论坛和晏阳初研究会, 举办有关沙龙, 参加支农调研部工作 ...... 在湖北神农架, 他收获了爱情, 在河北, 他找到了当年平教会工作过的翟城村。

2003 年春节, 邱建生和负责大学生支农调研的刘老石一起, 带学生到晏阳初工作过的定州市( 原定县) 翟城村过年,乐坏了村支书米金水, 本来他就一直在琢磨怎样利用这里丰厚的历史资源成为当地发展的契机。

米书记提到有一所废弃的学校, 村里人一直想把它用起来, 这个消息让邱建生喜出望外。邱建生带着办一所以培养乡村建设人才为己任的学校的想法去找温老师谈, 但办学与杂志社性质不同, 最初几次, 温老师都拒绝了。邱建生一直没有放弃努力, 翟城百姓也没有,2003 年4 月, 村里已经集资买下了学校, 邱建生再去找温老师, 他同意了。提起当初创办乡建学院, 邱建生一直感谢温老师, 尽管他并不完全认同自己的教育理念, 但还是给予了最宝贵的支持。

翟城, 播种梦想

2003 年7 月19 日, 那一天也是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成立的日子。来自北京各大学和相关机构的约70 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座谈会, 翟城村彩旗飘扬, 上千人参加了揭幕仪式。村子里的大鼓敲出了撼天动地的气势, 邱建生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正随着鼓点的节奏跃动, 新的生活, 期待已久的生活开始了。

联系捐赠的桌椅, 自己动手装车运回来, 为即将到来的志愿者跑旧货市场买床铺, 一遍遍跑定州县城办理学院的注册手续, 接待来访的各界友人...... 最初学院只有邱建生自己唱独角戏, 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乐在其中。

翟城有种植辣椒的习惯, 学院联系专家来给村民讲辣椒管理, 尽管下着雨, 一下子来了二三百人, 教室坐不下就在门口装了一个喇叭, 许多人打着雨伞站在外面听; 支书带人义务为学院修整宿舍、清运垃圾, 开来一辆大铲车平整球场; 村里还将50 亩好地免费提供给学院, 供学员实习及做可持续农耕的示范田...... 那是学院和村子里的蜜月期。邱建生也在学院度过了自己的蜜月, 他将女友接到了翟城, 把家安在学院里。

尽管头一年学院一切尚未进入正轨, 占地60 亩的校园空空旷旷, 常常只有邱建生夫妻两人, 但他是快乐的,“雨后的田野在夕阳的抚慰下分外清新, 有青蛙在田里的深处叫着, 成片成片的柳树苗在微风里摇动着, 我想起中学时在学校外的田埂上漫步的情形, 久违了的感觉, 多美的感觉呀, 唯有在自然里, 我的呼吸才自由起来, 我的心灵才快乐起来。”( 摘自邱建生日记)

度过了一个萧瑟的冬天之后, 晏阳初乡建学院于2004 年4 月18 日正式开学, 来自全国各地的60 余位农民参加了首期农民“合作经济与乡村建设”培训班, 学院请到了温铁军、茅于轼、张晓山、杨东平等著名专家学者授课。

来讲课的还有五年来致力于合作社的民间专家姜柏林, 翟城村近水楼台先得月, 不仅派出八人参加了这次培训, 学院还特别为村里开了小灶。从4 月20日到5 月3日,利用晚上时间,姜柏林为翟城村民举办了关于农民合作社各方面知识的培训。5 月4 日, 翟城合作社成立, 共有134 户社员每人交纳100 元股金加入合作社, 温铁军提供了一万元启动经费, 邱建生作为独立监事协助合作社开展工作。

最初一个月, 合作社组织了四次义务劳动, 大家翻出了生产队时代搁置已久的彩旗, 还有人开出了自家的拖拉机供集体无偿使用, 大家边干边唱, 真有一种热火朝天的场面; 合作社的八位理事隔三差五聚在一块, 自家责任田里长满了草也顾不上除; 合作社文艺队开始在村里开展文艺活动, 整天歌声笑声不断。邱建生一有时间就往村子里跑, 对这里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家乡。在那段时间里, 合作社是村子里最热门的话题, 没入社的村民觉得“合作社的社员好像高了我们一个层次”, 而社员自己则说“我现在都不敢随便骂人了”。

乡建学院也随着春天的来临拔节生长, 资金到位了, 修了教室, 换了门窗, 建起了电脑室, 开放了图书馆, 活动一项项开展起来, 学院首期学员回乡后建起了八九个合作社。

在冬天里梦想春天

2004 年的秋天来到了, 学院收获了自己的第一季庄稼, 也收回了许多失望和疑问。这帮城里来的学生娃把村子里好好的地给种砸了, 地里的草比苗还高, 而且, 更大的麻烦是作为学院实验区的翟城合作社遇到了问题。

七十年前晏阳初和平教会来到翟城, 通过推广良种良法和成立合作社, 让农民收益几年内实现了翻番。尽管温老师和邱建生在学院筹建过程中都一再强调, 办学不是办厂, 不能追求短期效益, 村民们当时也都满口答应, 但是, 在他们心底还是存有期望, 觉得有这么多知名人士, 这么多学者教授, 乡建学院的成立一定会给翟城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并没有期待中的大笔资金, 甚至也没有建起一个哪怕是小小的厂子, 或者引进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学院没能带来收益, 合作社也没什么起色, 卖农药、卖煤等小项目忙乱一季所得仅比存款利息高不了多少。眼看两年过去了, 投进去了几十万但是看不到回报, 翟城父老失望了。冬春之交的三四个月里, 翟城合作社甚至没有召开过一次社员大会, 社员说:“即使召集会议, 我们也不去了”。

2005 年的春天已经来临, 学院仍然没能走出冬天, 甚至有越来越冷的态势, 村民像对合作社失去希望一样失去了对学院的信心。直到我去的时候, 已是2005 年8 月, 一年之中最热的季节, 却听到“乡建学院的冬天”这样的说法, 还说“小邱的日子不好过, 不仅有学院和村里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主管部门不支持, 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办不下去了。”白天邱建生一直都有事, 身边来来往往的都是村子里的人, 远远看着他们, 一样黝黑的面庞, 一样憨厚的笑容, 一样撩起身上的汗衫去擦额头的汗, 邱建生真的是已经“农民化”了。后来他说要去村里参加合作社的理事会, 我正想了解合作社的情况, 晚饭后与他一起骑自行车去了村子里。

在漆黑的乡间土路上邱建生骑得飞快, 显见他对这条路极熟悉。进了村, 一路走走停停与人打着招呼, 在巷子里拐来拐去, 先去小诊所看了正在那里输液的食堂大师傅, 然后到了开会的地方, 刚拿出凳子坐下, 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很亲热地叫着“小邱”一拐一拐走了过来, 邱建生跟她说了几句, 告诉她自己要开会, 开完了会再跟她聊, 会后确实又过去跟她聊了一会儿。

那天, 五六位理事监事讨论了合作社建筑队的事, 怎样为当地辣椒找销路, 还谈到了如何为合作社引进项目, 都是些议而不决的老话题, 糟糕的是那次会议给我的感觉特别不好, 好像合作社是邱建生的事而不是他们的事。

在合作社成立四个月时, 他就说:“在合作社面前有太多的陷阱和实际的困难, 陌生的市场、不信任、争吵、不守时、嫉妒、与村两委的矛盾、政府干预等等都可能使合作社陷入困境”, 可见这个合作社的推动者已经发现了许多问题并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但他随即又说的是:“请让我们相信合作社本身具有的光辉将能驱散这些阴霾, 因为‘它不是在刚强中,乃是在柔弱中成长的’。”

邱建生这人给我的感觉是很奇特的, 他的文字、笑容以及困境之中不屈不挠的对未来的乐观期待总是会让我联想到羊,坚忍, 执着, 对幸福心怀感激, 对磨难无动于衷。

邱建生惜言如金, 特别对难处都一带而过, 我问他和村里的矛盾、合作社的存亡、与主管部门的麻烦, 他都不愿说, 相反倒是谈起了未来:“我们现在正在筹划乡村建设基金会, 为真正的乡建运动做前期的准备、人的准备和资金的准备。当年晏阳初时代仅在定县就有数百位高级知识分子, 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我们的乡建队伍从学历上看还是非常弱的, 算是

二三流的人才吧( 笑), 期待能有所突破。我们还要面对一个自身团队建设的问题......”

如果是别人在如此处境之下说这些话, 我会觉得是痴人说梦, 但邱建生不同。接触晏阳初眼看十年了, 不管是出书、办网站、组织沙龙、筹办研究会还是创办乡建学院或者基金会,

他一直都是在围绕着晏阳初式的乡村教育理念做事情, 在一次一次寻找、碰壁的同时一点点接近自己的目标, 对于这样一个坚忍执着的人来说, 也许真的所有的困难都不重要了。

用什么照亮心灵深处

在邱建生筹办时期的日记里, 记录着他的困惑、对问题的反思和总结, 但几乎找不到对困难和艰辛的描述, 如果一定要捕捉情绪的痕迹, 会发现在描写乡村的时候, 时时流溢出一种宁静的喜悦。谈到他的乡建日记给我的感觉, 那种“幸福感”,邱建生笑了:“我是从本性出发,做了一件我喜欢的事。......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 我没有奉献感、崇高感、悲壮感、自我牺牲的感觉,没有,真的没有,乡村建设是我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是我打算做一生的一件事, 我用了很多年、碰了很多壁才走到这一步。相对而言, 遇到什么都不重要, 能够做这件事本身让我觉得幸福。”

提到这种幸福感, 是邱建生说得最长的一段话,“做乡村建设,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人应当有平常心。很多人到这里来,是因为他对中国、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也许像我

以前一样怀着一种改变社会、建立一个全新世界的宏大抱负。但是来了之后, 他做的其实就是最最平常的事情, 种地、垃圾分类、印材料、买菜、和农民打交道, 天天如此月月如此, 面对生活中最琐碎无聊的事情, 许多跟‘乡村建设’这个概念不相干的事情, 甚至是跟你的本性、你的初衷、你原来的期望是有差距的, 你带着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做? 所以要有平常心,用平和心态对待这种落差、对待日常的琐碎事。同时还要有一种平常心对待乡村建设这个大概念。做乡村建设, 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 不是在做奉献或者做什么高尚的事。尤其不要觉得你是在做一件高尚的事而别人不是, 于是就是一个天然的道德权威了, 有自豪感, 或者觉得具备了某种发言的资格, 这一点尤其危险。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必须面对, 不是说路上有个坑,我跨不过去但我可以绕过去,这是你自身的问题,躲不过去的。搞乡村建设,心态很重要,‘献身’乡建的想法要不得,‘奉献感’、‘高尚感’、‘牺牲感’要不得, 如果做乡建的人本身的问题没解决, 我想他所进行的乡建也是很成问题的。”

晏阳初时代中国的问题是愚穷弱私, 现在看看还是愚穷弱私, 究其根本是一个“人”的问题, 看遍了邱建生的文稿, 我只看到了两个字:“教育”。在最近的一篇《翟城合作社读书小组发展计划》中他是这样写的:“我们有很多关于农村发展的措施, 比如村民自治、费改税、取消农业税、三下乡、公司加农户、合作医疗等等, 这些措施好像风一样从农村的大地上吹过, 带走一些树叶和灰尘, 然后农村复归平静, 麻木、怨恨、腐化、衰朽、猜忌、无助、自私、疾病与纯朴、善良、诚实、亲情、热诚、智慧、体力、吃苦耐劳。这些原料是农村厚重的地基, 一阵风两阵风是奈何不得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几千年来的中国一直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即使是新中国以后, 百姓仍是百姓, 社会的病症一一都可在历史中找见。我们有很多的改革、有很多的起义、革命, 但这些改革或革命没有发生在人的心灵上, 所以经过多少的制度变化、朝代更替, 我们的问题仍在低水平上重复着。革命必须发生在人的心灵上,除了教育,我们能找到第二条路吗? 所以在实质上, 乡村建设就是教育的建设。”。但我同时也发现了, 他对教育目标的理解是变化的,在1999 年的计划里, 教育的目的是要‘成就中国大国地位’,而现在则有了不同的理解:

“十几年来, 我自己的思想观念发生着变化, 不仅是从革命到改良的跨越, 也是一个对教育的作用重新认识的过程。一切问题自人而生, 除文盲, 做新民,‘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民主建设的基础, 可以培养一批有公民性格的人。”我问邱建生“培养有公民性格的人”是不是教育的目的, 他摇头:“‘大国地位’不是终点, 乡村建设不是终点, 公民意识也不是终点。能够让人的心灵发生变化、变革, 人的实现才是终点。这是我一生要做的事情。不仅使农民有更多的机会接受教育, 也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我自己。”

说到这里, 邱建生稍稍顿了一顿, 转头看着门外的远方,那双黑白分明的眼睛清澈如水, 却不能“一望见底”, 有一种我的探寻无法抵达的东西:“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就我们这么几个人长期在一起, 经常性地沟通和碰撞, 有时候也会暴露许多人性的问题, 我们内心深处的问题。我自己就要时常面对自己内心黑暗的一面, 我的内心的斗争。扪心自问,我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内心透亮的人, 但我见到过这样的人, 那么, 应当是有一种途径, 能够让自己变成这样的人。我也在用各种方法调整自己, 我发现很多有信仰的人, 包括晏阳初, 他们的内心是安详透亮的。我现在正在看《圣经》和《世界文明史》, 想从中找出到底是什么能够让人的内心透亮, 希望能够从历史中得到启迪。我希望首先能够找到一种东西照亮自己的内心, 照亮自己内心深处那些黑暗的角落。这也可以算是我的自我教育吧。”

文/达娃

从上海到莫曲村,3500 多公里的路, 走得异常辛苦: 坐33 个小时的火车到西宁, 从西宁坐22 个小时的汽车到玉树州, 从玉树坐4 个小时汽车到治多县, 从治多县城到莫曲村还有二三百公里路,在夏季洪水泛滥季节,开车过去常常要两三天。由于是从低海拔上到4600 米高原, 其间每一段行程都得留出休整适应海拔的时间。一般地, 一个人需要8-10 天, 翻越海拔5208 米的巴颜喀拉山口, 忍受着强烈的高原反应, 才到得了终点莫曲村。

3500 公里路程的终点, 海拔4728米处, 是一个小小的藏族学校, 那里有60 个孩子,3 位老师, 以及750 多牧民。

四年来, 这条路, 上海的志愿者们已经走了不止四次。

村庄的历史——英雄的故乡

看过电影《可可西里》的朋友都知道, 它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故事中的英雄叫索南达杰, 自发组织反盗猎藏羚羊的“野牦牛队”的队长。

索南达杰的家乡, 就是“高原绿洲”项目所在地——青海省治多县索加乡莫曲村。索南达杰出生于这个偏僻的小村子,1987 年, 他曾任索加乡党委书记。

索南达杰的牺牲, 引起了整个治多人民的震动。从他牺牲那一天起, 县里各家各户为索南达杰点酥油灯, 并24 小时念经。在县城外一块草场上, 出现了献给索南达杰的刻着佛经的嘛呢石,嘛呢石的数目与日俱增,很快形成一个特殊的嘛呢堆。那是治多人民在永远超度他, 纪念他。

抽签上学

2002 年冬天,UYO( 青藏高原环长江源生态经济促进会)会长扎西多杰的一次讲演, 打动了“热爱家园”一批志愿者的心。扎西多杰同样来自索南达杰的家乡——莫曲村。何洁、邵劼、唐虹这些热爱藏区和藏文化的人当即决定, 为这个英雄故乡的小学校做点什么。

2003 年, 第一批志愿者启程去莫曲村做全面调研, 包含社会、经济、教育、医疗等方面, 大家当时对将来要做什么还是含糊的。

村中建于2000 年的小学, 最初只有几顶帐篷, 所以又被称为“帐篷小学”, 志愿者则称它为“村校”。学校里只有两位教师, 每个年级招20 人, 挤巴巴地能容60 个孩子上学。

在莫曲村, 达到学龄的孩子当然不止这么多。村民们依靠一种抽签的办法来决定孩子是否学。凡是7—13 岁的孩子都由父母抽签, 决定当年是否能够读书。表面上看, 今年抽不上签的孩子明年后年都有机会, 但志愿者访问时, 却好几次碰到因年龄超过13 岁而永远失去了读书机会的孩子。

学费也是独特的: 每个孩子交一头带牛犊的母牦牛和三只羊。此外,每个家庭每隔三年还得交两只羊作为学校维持费用。这些费用对一个普通牧民家庭来说并不低, 但几乎所有的牧民都表示, 只要可能, 无论自己怎样艰苦, 都要把孩子送进学堂。

最初, 学校只有两位老师: 孟德和闹布。一个27 岁, 一个23 岁。他们是莫曲当地仅有的两名高中生。

老师是孩子们最好的玩伴。但说起教学, 对这两位老师来说,真是勉为其难。他们几乎不会说汉话,汉字更是个大障碍,但他们得教汉语语文课本。二三年级的数学题, 老师们很难算得清楚。没有合适的教材, 不懂得教学方法, 没有教具, 换了谁来当老师, 都难。

老师每个月只有400 元钱的工资, 而当地公办教师工资在1400 元以上。除了土生土长的莫曲人, 谁都不愿留在这里。

1000 粒装阿斯匹林和一次性用品

志愿者们发现, 牧民生病的比率非常高, 近3 个月患病率为100%。牧区家庭100% 在家中生育,100% 对目前的医疗状况不满意。民众的卫生知识极度缺乏, 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十分强烈。莫曲离最近的医疗点( 县医院) 车程正常为14 个小时, 遇雨雪则可能行程数天, 而且那儿也只能做切开引流等小手术。村校则根本没有医疗卫生人员, 对学生生病束手无策。

在一户人家, 志愿者发现一个1000 粒装的过期阿斯匹林瓶子, 牧民们不认识上面的汉字, 不知道这药能治什么病。但这是家里唯一的药物, 不管哪儿不舒服, 它都是唯一的选择。

第一次进入村校, 志愿者们就注意到, 啤酒瓶、易拉罐、可口可乐、乐百氏, 各种塑料瓶散落在草原上, 五颜六色的塑料袋在风中飞舞。志愿者还惊讶地发现, 一次性用品已在帐篷里“流行”, 牧民们用它来招待尊贵的客人: 一次性杯子, 一次性筷子, 一次性纸巾...... 法会或赛马会过后, 草原上遍地狼藉,白花花的全是用过的瓶瓶罐罐和一次性用品,极其刺目。这些物品, 在生态脆弱的草原上, 根本无法被消化掉, 哪怕埋在地底下, 再经过几代人恐怕也无法腐烂。

在藏民族的游牧传统中, 搬家后只留下奶茶和牛粪, 他们不会给草原环境带来任何负面影响。可是如今, 人们只为了一顿饭的方便, 却留给草原如此大的负担。

“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

最初, 志愿者们只想做一个教育援助计划, 解决当地孩子上不了学的问题。全面调研后, 通过和扎西多杰、UYO 的讨论,2004 年项目逐渐转化成一个“三位一体”的高原社区援助计划,目标是通过牧场经营为学校提供稳定的经济来源, 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 并推动学校成为当地文化教育、医疗、经济的中心。项目包含了教育援助、医疗援助、牧场经营、环境保护、本土文化保护, 着实成了一个大项目。最初, 这令团队成员也大为吃惊:“我们干得了这么大的事吗?”尤其学校的牧场管理,志愿者们可以说一窍不通, 可是牧场又是项目中最重要的一块内容。

2004 年, 由上海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协会、治多当地的UYO 和莫曲村三方合作的“高原绿洲”项目正式实施。

三年多来, 志愿者像参加接力赛一样, 一点一点地去靠近这个复杂而高远的理想。高原绿洲前后汇聚了150 多名志愿者, 核心志愿者有二三十人, 先后4 次去到项目地。项目负责人何洁为了项目两度辞去工作, 老奚在去项目途中父亲去世未能返回, 老封的爷爷也于旅途中去世。更多志愿者为了这个项目, 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出国机会、和幼小孩子相聚的机会......

同时, 更多的矛盾也在生成: 关于项目做还是不做, 怎么做? 项目的钱是否会让村民形成依赖, 如何在文化上避免可能的负面影响, 医疗项目按照什么模式去操作, 怎样去信任和与合作方合作? 争论和异议弥漫在高原绿洲项目内, 几年中, 项目在争议中开始, 在争吵中进行, 在纷争中结束。

14 条“军规”与数牛羊

“你们做事的方式我们是尝到了!”项目结束前,UYO 秘书长扎西老师意味深长地说。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成: 你们把我们整惨了。

藏族是一个追求自由、散漫、不讲求规章的民族, 那种挥鞭驰骋天地的灵魂岂能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 可是, 高原绿洲却把上海式的制度管理引入当地。一个学校管理制度就有14条, 从校长、老师、学生、牧工、厨工、医生管理, 到教学、学籍、财务、教学用具、档案、安全管理等一应俱全。这对以前不知制度为何物的老师们来说, 压力骤增。孟德老师坦言:“有制度后, 心里有压力, 自己需要不断学习才跟得上。要主动备课, 财务管理上更规范, 一星期对帐一次, 对学校的事更有积极性”。对村校的老师们来说, 编制教学工作计划、课程教学计划、学期总结, 编制校历、课程表、学生学籍管理这些复杂的工作, 还是很困难, 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磨炼。

但和学校管理相比, 学校牧场的管理要困难得多。《牧工管理制度》中, 对牛羊数字统计台帐、牛羊宰杀制度、牛羊繁殖、牧工奖惩等有明确的规定,比如:每天由值日生统计牛羊头数,在每头牛羊颈背打上学校标志的烙印或红印章, 宰杀牛羊时需有第三者在场并须签字, 牛羊成功交配并受孕后牧工需及时向校方报告...... 这些制度, 都是牧工们“闻所未闻”的。“天性散漫的牧工哪里受到过这种约束, 他宁愿不要你那个工资,也不想受到束缚”, 到项目期末, 牧工几乎不愿意再干, 校长兼村委书记香巴很头疼, 一直在召集村委想办法解决。

项目实施后, 校牧场有了专项资金购买牛羊。可是, 大家都只知道牛羊的大概数目, 到底有多少头, 牧工、老师们都语焉不详。“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去数牛羊”, 志愿者奚志浩说,“钱小鸥和许正黄昏时去数牛羊, 那时牛羊回家了。站在山坡上,阳光明晃晃的, 牛羊像河流一样流动, 你拥我挤的, 哪里数得清。”派了好几个人, 数了好几天, 眼睛数花了, 还是数不清,只好毛估估作罢。“藏族就是这样, 他们有他们的做事方式,你要较真, 难!”做过一年项目负责人的老奚对此深有体会。

30 天汇不出去一笔钱

高原绿洲由两个机构(热爱家园和UYO)、三个地方(上海,治多县城, 莫曲村) 操作。上海项目组负责整个项目的设计和推动, 提供资源, 对外联系, 监督评估等工作,UYO 和村校负责具体实施。由于语言不通, 距离遥远, 文化差异大, 管理难度很大, 最大的就是沟通和财务。除了每年夏季派志愿者去一次项目地外, 项目平时的沟通只能通过电话实现, 遇到暴风雪或其他天灾, 县里唯一的电话线被切断后, 上海和治多就会彻底失去联系。县里没电, 各家各户自己发电。遇到急事要发传真,“对不起, 我们得先发电”,UYO 的索尼总是这样抱歉地说。于是, 在电话里都能听见那边轰隆隆的发电机的吼声,然后, 传真机才开始“刺啦刺啦”地工作。县城里, 有时有网络, 有时没有。上海今天发的电子邮件, 两周后他们才收到也是常事。

最麻烦的是财务。由于项目经费由热爱家园管理, 每一笔钱都只能从热爱家园的帐户打到UYO 的帐户, 这个过程给双方的工作人员带来极大的麻烦。热爱家园的出纳Jeson 深有体会。2006 年底, 最后一笔尾款36000 元想通过UYO 的农业银行账户打过去，可是, 上海的农行怎么都查不到治多分行。后来才知道, 这个分行不再办理电汇业务了。不得已, 只好把这笔钱通过邮政汇到个人帐户上, 再转到机构上。“虽然有你们几个志愿者担保, 但这样操作的风险很大, 说实话。”Jeson 为了这笔36000 元的尾款, 打了几十个电话, 跑了十几次银行,前后花了一个月时间。

收不到钱, 那边的事情没法开展, 扎西在治多的办公室拍桌子的声音, 老奚在电话里也听得到。在当面和志愿者总结工作时, 扎西还为钱和帐的事“声色俱厉”, 何洁委屈得当庭泪下。“这种沟通的成本太大了”。

学生乐队在黄昏演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四次来到新建起来的村校。仅仅两年多的时间, 莫曲村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个黄昏, 夕阳在西沉, 草原上沐浴着吉祥的红光。志愿者们在做晚饭, 牛粪的青烟袅袅地从烟囱飘摇向青碧的蓝天。隔壁, 喇嘛们的念经声, 从虚掩的门缝飘出来, 为草原的黄昏增加了宁静和肃穆的气氛。忽然, 窗外传来歌舞声和吵闹声。志愿者们纷纷停下手中的活, 到门口张望。

一群身着艳丽的藏袍和头饰的女孩子、着高统皮靴和藏袍马裤的男孩, 正在志愿者们的屋子前面, 边舞边唱。英俊的高个子男孩土丁次仁抱着红色的吉他, 站在队伍的中央。两个为首的女孩指挥着整个队伍,边唱边跳。女孩子的声音清脆高昂,男孩子则高亢嘹亮。他们不断变换队形, 舞蹈忽疾忽徐, 忽轻柔忽刚烈, 忽奔放忽内敛。志愿者们都看呆了。活佛和喇嘛们纷纷停止念经, 走出来, 站在黄昏的余光中, 观看这场演出。年轻的昂噶活佛坐在椅子上, 一动不动地盯着孩子们看, 他的眼神里, 又热烈又温柔。每一首歌结束, 他欢笑着把糖散发到孩子们手中。糖散完了, 他给孩子们散一元的纸币, 一把一把地给孩子们纸币。

“三年前这些孩子那么害羞, 一见我们就跑, 好像我们是怪物。如今,他们却能为我们表演一整场节目,太不可思议了!”邵感慨道。

保护传统文化是高原绿洲项目最核心的价值观。两年来,项目在村校开设了传统文化课程, 包括藏族传统手工课以及藏族歌舞课, 请村里擅长编织的东永和能歌善舞的东多来做教师。学生们的手工编织和绘画作品被运到上海,经过志愿者钱小鸥、戴易等人的精心制作, 变成了美丽精致的艺术品。其中两幅作品在热爱家园年会上, 拍出了5200 元的高价。收藏此作品的, 是深深热爱藏族文化和藏族人的何洁。

格萨尔王艺人

每次进村校, 都有格萨尔王艺人与志愿者们同行。UYO 副秘书长文扎老师是当地民族文化研究的学者, 他专门负责发掘和弘扬民族文化的工作。

2006 年7 月的一个晚上, 十点多了, 学校里忽然人声鼎沸。一打听, 原来艺人查娃开始说唱了。一间学生宿舍, 从地上到双层床上,坐满了人。查娃滔滔不绝说了三个多钟头, 像开了闸的水龙头一样, 一个格楞都不打。

莫曲村校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村民和孩子们很少有机会看到格萨尔王艺人。现在, 莫曲村的所有大型活动如赛马会、法会、村民大会、六一儿童节都在村校举行, 格萨尔王艺人也来到学校, 为孩子们讲授《格萨尔王传》。通过这样的民间聚会,通过村民的集体传承,把知识和信仰更深地印刻在孩子们心中。

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保护的UYO 还计划让艺人们不定期地到村里为孩子们讲课, 教孩子们记忆和背诵格萨尔王的故事。村校几个三年级的孩子已经会小段朗诵《格萨尔王》。也许很快地, 在莫曲村校的课程表上, 就会出现“格萨尔王说唱”这样一门课。

两任活佛的期望

在精神层面上, 高原绿洲项目和两任活佛有关。

因为文扎老师的关系,2003 年第一次来治多时, 志愿者们就有缘拜见了秋吉活佛, 他是青海藏区最有声望的大活佛之一, 于2005 年底圆寂。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又有机会拜见了秋吉活佛的大弟子、备受尊敬的尼珠活佛。他被邀请来为牧民们讲经。在莫曲村校,志愿者们正好住在尼珠活佛的隔壁。当晚, 志愿者们很高兴地去活佛的帐篷向他请教人生的问题。他对志愿者们说:“听了你们的事情, 我们很高兴。你们不远万里来藏区做事, 在这个有信仰的地方做事, 你们很有善根,也会很有福报。”

对志愿者来说, 对藏区风景、藏族人、藏族文化感兴趣是参与项目的最初动机, 与格萨尔王艺人、活佛的交往使志愿者感觉到藏族文化的神奇魅力。何洁认为, 这一点是“志愿者对高原绿洲项目的兴趣能很持久的一个原因”。志愿者郝利琼说,“一旦我们去了解、结交藏族朋友, 和项目地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 使我们感到我们和当地人是在一起的, 命运相关, 生命相连, 纵要放手, 也欲罢不能。”

10 万亩牧场

2006 年7 月, 志愿者们第一次“游览”了占据几匹山的学校牧场。夕阳余晖中, 牧人们在山间挥鞭呼唤着牛羊, 成群的牛羊簇拥着排队回家, 妇女们忙着招呼牛羊进圈, 一边娴熟地挤着奶。吉普车颠簸着从这个山头开到那个山头,10 万亩牧场何等辽阔!“活佛保佑, 今年无灾无害的, 牛羊长得都好”,牧工喜孜孜地告诉志愿者们。

村校搬家后, 村里划拨了最好的一块草场作为学校牧场,学校可以养更多的牛羊了, 孩子们的伙食也可以稍微改善一些了。不过, 在志愿者们看来, 这块牧场是未来学校的“钱袋子”,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何洁常常强调这句话:“我们总有一天要退出, 我们走了后, 学校怎么办, 怎么维持? 那就得靠牧场。”

在高原绿洲的项目设计中, 牧场是很独特的一块, 在项目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2004 年, 奚志浩、唐虹等志愿者开始制定牧场管理细则, 严格的《牧工定产合同》制定出来了。牧场共雇用了3 户牧民, 在项目初期, 学校共有60 头公牛、30 头母牛和160 只羊。目前, 牧场已有牛130 头, 羊400 多只。

近两年内,牧场已开始产生一部分收入,学校牧场的牛羊、羊毛、奶子、酥油开始少量产出。志愿者们期待, 有一天, 这些收入可以支撑学校更大的开支。

项目吸引了政府的目光

2003 年, 志愿者第一次去治多, 就拜会了当时的县教育局局长, 并谈了他们想做的事。三年多来, 莫曲村校引起了治多县教育局的关注。他们首次默许了像莫曲村校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存在, 开始对治多县所有的村校实行资金扶持, 并派有经验的公办老师陈松过来帮助村校。不仅如此, 县教育局已经把治多所有的民办村校纳入到政府管理范畴。

UYO 会长扎西同时担任着县教育局副局长, 他对14 条学校管理细则评价很高:“现在我们6 个乡的中心小学都没有这样的管理, 甚至治多县也没有。我们认为制度建设是最重要的, 目前莫曲村校各方面在同类学校中都是最好的, 制度出效益了。”扎西还说,“我们准备把这个制度移植到别的学校去”。

更让人高兴的是, 在项目末期, 村校诊所已经被政府确定为新型乡村卫生试点村, 政府将在村校投资修建诊室, 并提供药品和医生培训机会。“这和高原绿洲项目在当地的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文扎老师说。

“我们要觉醒了”

第一期项目快结束了, 志愿者们要走。村委会开了一夜的会议, 讨论学校和村子的前途, 干部和村民代表都没睡觉。村委书记兼村校校长香巴首先发言:“高原绿洲做了三年, 若让我说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真的提不出。上海的志愿者从这么远的地方来帮助我们, 我们心里只有感动。高原绿洲项目让我们也学习到很多。首先, 受项目的影响, 村两委变得非常的团结, 我们决心团结一心做好学校的管理工作; 其次, 我们开会也讨论,‘我们要清醒起来, 不能再沉睡了’, 我们要努力地做好村里的事。这些, 都是高原绿洲项目的副产品, 非常好!”

一名家长代表红了眼睛, 他动情地说;“家长们都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 老百姓看到学校这么好, 都很高兴。其次是医疗点, 现在地方小, 药品少, 医生基础比较差, 希望你们能继续扶我们一把。我们会一直等下去, 等到你们的到来!”

文扎也认为, 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分草到户之后, 牧民们已经很难体会到合作的感觉, 高原绿洲项目的实施, 使村民们又坐到一起, 为了共同的事情互相商量, 这无意间起到了联结村民, 让村民来参与村子里的公共事务的机会。今后如果村里要做一些经济方面的事情, 可能要容易得多了。

改 变

何洁:可以说, 高原绿洲几乎完完全全地改变了我的人生。以前, 我为自己设计的是一条在商业公司的职业道路, 从一个职位做到另一个职位, 但是现在, 我已经完全改变了, 只要在经济上没有太大的压力,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来做NGO,以此为我人生的主业。做我喜欢的环保、教育、扶贫等工作,因为, 只有在NGO 工作中, 我才能焕发出更大的能量、智慧和热情。对此, 我已经有很坚定的信念或信仰。

奚志浩: 高原绿洲之后, 我的“良心变好了”。我们做金融的,以前有利可图的事才会做, 现在我常常会做些“无利可图”、没有回报的事, 做了心里还挺高兴。

张国锋:2003 年去青海的那次行程, 那种天地带来的震撼、当地人的坚韧乐观, 尤其是我们这帮人把一个理想变成现实的这个过程, 这种感受一直在我身体里保存下来了, 并且在这些年给我很大的信心和内心的力量, 让我有勇气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做合乎自己内心需求的事情。

封曙历: 做完这个项目,自信心增强了, 这么复杂的项目都玩下来了, 没有啥做不了的。同时, 我也认识到, 有些事情我是做不了的,比如医疗项目, 现实就是那样, 你没法按照你设想的去走,要做妥协。我个人也不再那么偏激了。

徐瑛、唐虹、徐琼、邵、郝利琼......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一样了。

高原绿洲项目的技术难点

如何处理三方合作机制中和第三方UYO 的关系?

高原绿洲项目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在于, 它是一个由热爱家园、UYO、莫曲村校三方合作完成的项目。志愿者们的知识、资源、资金以及理念优势与UYO 的本土优势( 对地域的熟悉, 文化优势,政府资源) 结合, 才使项目有了良好的效果。客观地说, 这个项目缺了UYO 或者热爱家园的任何一方, 都做不起来。

“在对项目的理解上, 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希望在每一个小项上都能贯彻这一主张, 不能为做项目而做项目”, 何洁希望这些NGO 观念:比如可持续、环保、节省的观念同时能够影响到UYO 的工作方式, 可是,“有时候很难”。

热爱家园的刘永龙比较悲观:“这种模式的劣势是沟通成本太大, 各方的不足效应叠加, 反而效益很差。过程中我们恰恰时常感受到了劣势, 而不是优势。”

经过三四年的摸索, 何洁认识到，“最重要的是, 大家是否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有, 就有合作的基础。其他理念的不同都是正常的,是可以通过沟通的办法来解决的。”

老奚则说:“你可以理解他们, 你就可以跟他们合作。”

志愿者团队的管理问题

高原绿洲项目前后三年的管理全部依靠志愿者完成, 前后有七八十名志愿者参与过项目, 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充满了能人和分歧的团队, 对项目来说至关重要。

高原绿洲项目最早有何洁和奚志浩两任项目负责人, 他们的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简单地说, 一个是典型的民主管理, 一个是专制的“暴君治理”。老奚说:“我很佩服何洁的计划、调配和执行能力, 但我对很多做NGO 的人推崇的‘公平、民主’不敢苟同。我最痛恨低效、无序的事情, 为了点屁大的事讨论几个星期......”

何洁不同意老奚的观点:“在NGO 你是没有被赋权的。你可以自己拍板, 一个人说了算, 但志愿者也可以转身就走。NGO 工作并不由权力来决定, 一个志愿者项目的凝聚力是通过充分的参与感实现的, 只有志愿者感到他得到认可, 尊重, 感到他的想法被重视,他才可能做下去”。

不过, 或许更重要的是封曙历所说的,“志愿者共同成长的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参与式的方法,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也是更质朴的参与式方法, 并且始终保持了这样一种状态。”在充满挑战的同时, 这种真正的自主管理使很多志愿者相当有成就感。“但真正的参与式方法最后还是要形成一种有利于形成决策的核心, 从而保证效率。但我们这种自发的参与式管理并没有形成一种核心, 所以常常出现决策难的问题。”封曙历说。对于NGO 项目, 这或许是个无解的难题。

文/ 张治儒

  2007 年5 月12日, 我接到以前援助过的一个工友的电话, 说其表妹前几天查出白血病病情很重, 可能与工作有关, 现在无钱医治,希望我们能够去医院了解一下情况,能否出面跟工厂协商出钱治疗。

  第二天早上我依约来到北大深圳医院血液科,见到了生病女孩刘玉红, 今年刚满20 岁,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人。2003 年6 月进入宝安区沙井日资企业深圳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厂方) 工作。年前开始感觉身体不适, 劳动节后身体不适加重, 去沙井人民医院检查, 被初诊为白血病, 需立即住院治疗, 但一时筹不到钱。两天后病情再度加重,5 月10日厂方才将其送往深圳北大医院, 确诊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

  据刘玉红反映, 在工厂日常工作中经常使用天那水、开油水之类的化学用品,厂方不发放防护用品, 工人直接用手接触。其主治医生也说, 经常接触这类化学品,又不做好防护工作, 对此病的发生会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医院也不能够完全排除跟工作环境有关, 建议做职业病鉴定; 并告知此病发病急, 如不及时治疗, 会很快死亡。要治疗此病, 最好做骨髓移植,治疗费用最少需要20 万元, 移植后存活时间大概在3 年左右。因此,医院要求家属交纳住院费用,以便开药治疗。刘玉红家在农村,其父母在家务农,家庭经济条件很差,16岁就出来打工, 一个弟弟小他两岁, 现也在福建打工, 这几天在深圳的老乡朋友中东凑西借才交了5000 元住院押金。

  为此,第二天早上8 点多, 我与刘玉红家属一起四人早早赶往厂方, 希望找厂方协商能够先垫付住院费用。接待我们的行政部阎小姐说, 厂方已经给刘玉红购买了医疗保险, 应当去找社保部门。由于厂方给刘玉红参加的是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经向当地社保部门咨询, 这种保险规定只能在工作地的合作医疗机构使用, 在其他医院不能够报销。如果重病需要转出工作地的合作医院,先由工厂申请转院治疗,医疗费用先由参保人垫付,然后再拿医疗费票据和单位证明去工作地社保部门按规定和比例报销。鉴于刘玉红家的特殊情况,因此我们要求先由厂方垫付2 万元住院押金,但阎小姐说, 厂方只能协助刘玉红报销已发生的医疗费用, 不会承担额外的费用。

  与厂方协商无果,我们来到当地劳动站反映情况, 希望劳动部门能够出面做工作。劳动站的工作人员明确告诉我们, 像这种情况厂方已经为员工办理了社保, 他们也不好让厂方再拿钱。因此, 我只好跟刘玉红家属说先筹款让医院下药治疗, 再协助他们去职业病防治院了解一下情况, 看能否申请职业病鉴定。但由于刘玉红父母考虑巨额医疗费用和厂方、劳动部门的态度及职业病鉴定的难度,失去了信心。因此,第二天刘玉红家人告诉我实在筹不到钱,准备找厂方给点赔偿金回湖南老家再想办法。我得知此事后表示不妥, 但他们第二天与厂方很快达成协议, 厂方支付了3 万元赔偿金,医疗费等开支由刘玉红自行负担。签订协议后刘玉红跟厂方的劳动合同终止,以后一切事情与厂方无任何关系。刘玉红跟家人随即返回湖南。

  以家里的医疗条件, 刘玉红病情的发展结果可想而知。第二天经过打听, 得知刘玉红在家并没有住院治疗, 而是吃中药维持。放下电话, 心里非常沉重。作为一个专为劳务工服务的民间机构, 给刘玉红这样的工友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经机构讨论分析后,决定深入调查该厂使用化学品的情况。通过工作人员三天的调查和走访刘玉红的工友, 基本上掌握了厂方的化学品使用情况,并拿到了厂方使用的天那水、开油水样品。后通过广东省妇联的朋友联系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很快防治院的工作人员到厂方进行调查,随后给工厂下发了刘玉红的医学观察通知书。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检测，2007 年6 月15日，已初步确定为疑似职业病，刘玉红可享受工伤待遇，工厂已派人办理住院手续。

  据我们所知, 在深圳市像刘玉红这样的劳务工病人还很多, 按照深圳市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条例的规定, 非深圳户籍的劳务工都是参加这种合作医疗保险。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是在2006 年开始推广实施的,刚实施时被深圳媒体宣称为是一个针对外来劳务工量身订做的缴费水平低、高覆盖、高效率的医疗保险制度, 创造了一个新的“深圳模式”。而实际情况是, 在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未实施前,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 深圳的企业应该给劳务工办理的是社会医疗保险, 生病住院符合规定的医疗费大部分由医院计帐,然后由个人承担的部分才由劳务工直接支付, 劳务工并可在深圳市任一由社保指定的医疗机构享受医保待遇。社保支付最高额可达20 万元,这对重病劳务工能够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而劳务工合作医疗保险实施后,缴的费比原来的最低缴费额降低了一倍还多, 最高支付额也由20 万元降到6 万多一点。并将定点医院指定在很小一个范围内, 且全市不能够通用。如果转出指定医疗机构治疗,钱不能从社保帐号中直接划拨,费用要劳务工自行垫付后再行报销。像刘玉红这种情况,在实在无钱垫付的情况下, 她们只能选择放弃。

  由于劳务工是一个特殊群体, 如何建立健全这一群体的社会保障机制还需要政府相关部门更多的思考。不要像刘玉红那样,虽然纳入了社会保障范围, 但真正出现急需解决的重大生计保障问题时却落到无钱医治而差点只有等死的地步。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政府设计时应使参保人得到应有的保障, 如果真正需要的时候却不能够及时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种制度不得不使人们产生怀疑。因此, 劳务工的社会保障如何健全和完善, 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思考。

张治儒 工人, 深圳春风劳动争议服务社负责人

勇揭细菌战真相的小女子王选已是新闻人物, 显为人知的是:日本的民间团体与NGO 早就致力于揭开细菌战的真相, 而且提供了王选最初的费用。久而久之王选觉得中国人在细菌战诉讼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于是她努力申请成立相关NGO, 并试图在国内筹集经费, 然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用人进行细菌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并大面积播撒”,“解剖活人”, 细菌攻击二十多个省，百万人致死...... 中国民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仿佛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盖子, 骇人听闻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日本和美国联手掩盖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呈现在世界面前。提到细菌战诉讼,人们立即会想到王选,那个在日本的法庭上、在国际会议上慷慨陈辞的中国女子。

王选是1995 年8 月加入到细菌战调查中来的。在此之前, 日本民间的细菌战调查就已经开始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惨绝人寰, 日本政府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战后美国为了得到日军的细菌战资料, 与日本人一起隐匿了这段历史。纸里从来都包不住火, 更何况是这样的惊天罪恶呢。静冈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从1980 年起十几次自费到中国调查侵华战争事实,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在日本播放, 观众250 万余人。在调查中,森正孝发现了细菌战的真相, 并发起成立“日本细菌战历史揭露会”,有600 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加入其中, 十数次自费来华调查取证, 组成了原告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义务代理诉讼, 并多方募集资金, 先后资助21 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

除调查战争罪行之外, 日本和平运动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支持受害者在日本进行战争赔偿诉讼。到目前为止, 在日本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诉讼一共有70 多起( 其中23 起由中国受害者提出), 所有的诉讼都得到日本和平运动的大力支持。每一个对日民间诉讼案都有一个律师团, 每个律师团还都设有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 有相关的证人和自己的后援团。仅以细菌战诉讼为例,300 多位日本律师参加了40 多次开庭诉讼和20 多次来华调查取证, 律师团团长为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 土屋先生是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 还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 律师团事务局长为一濑敬一郎( 他是最早到中国进行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 还代理了重庆大轰炸案, 而他的父亲、曾经的侵华部队炮兵中队长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为天皇尽忠), 日本的证人中包括许多著名学者、记者和前侵华老兵, 还有众多的诉讼后援团。

这些日本友人承担了与诉讼有关的款项筹措、送往迎来、出版《裁判细菌战》、收发邮件传真甚至买盒饭等相关事务。每次诉讼前,他们都要先为中国的原告和证人、记者、声援团申请签证资料并提供经济担保, 有时还要负担日本证人出庭的费用, 他们还要抓住开庭和中国受害者到日本的时机联系国会议员, 向日本国会提出申请,在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会馆召开揭露细菌战罪行的会议(

这些日本和平人士所有的工作全都是义务服务, 并且自己承担相关费用, 既出力又出钱, 有人不惜为此贷款负债, 在右翼势力猖獗的今天, 还要承受着谩骂威胁甚至生命危险。在2004 年的一次反战集会上, 时年81 岁的细菌战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和82 岁的证人、前731 部队士兵筱良雄相约: 细菌战诉讼一定要打到底, 不打赢, 我们两人决不能死去。

“后来者”站到了最前沿

中国民间对日本细菌战的关注也早就开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郭成周教授1937 年就接触到了细菌战受害者, 并长期关注此事,1988 年退休后开始全职自费调查, 出版《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一书并拍摄了录像资料片。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战争受害者先后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日本政府发出了28 封索赔书。

浙江义乌崇山村当年遭细菌战攻击, 全村1236 人中有403人死于鼠疫,1994 年8 月10 日, 三位浙江义乌崇山村农民将一封万余人签名的索赔书寄交日本驻华大使馆, 要求日本为当年日军细菌战道歉和赔偿。但他们的要求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受害者不甘就此罢休, 想为自己承受的苦难讨还公道, 却不知道那个天遥地远的“日本国”是怎么回事。

森正孝等反战人士需要到义乌进行调查取证, 他们不懂汉语, 外事办提供的翻译又听不懂义乌方言; 日本方面希望更多地深入受害地区, 但是, 当地人对“日本人”心有余悸, 不信任他们, 许多农村老太太甚至一见日本人就发抖。不管是日本和平运动还是受害的当地农民, 都急需一个这样的人: 懂日语, 又能说义乌方言, 了解细菌战, 并愿意为此奉献。仿佛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王选这样的人的出现。

义乌崇山村, 是王选的家乡, 她的叔叔就死于鼠疫。从小,王选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噩梦般的鼠疫, 后来又到崇山村插队落户四年。王选1987 年留学日本, 并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她的丈夫经营着自己的贸易公司, 他们正准备要个孩子, 王选还想去美国读博士,或者就留在日本,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把自己和所服务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努力工作, 买房子, 融入日本社会。

这时,“细菌战调查”出现在王选的视野里, 她的人生自此改变。

“忽然一下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 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 拼命了解日本社会。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全部意义。” 王选以一种忘我的姿态投入到细菌战调查和后来的诉讼中, 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初九年, 她所有往来中日之间以及到美国查阅资料、参加国际会议的费用全部自理, 还自费为国内高校复制大量细菌战资料, 甚至自摇腰包支持国内大学生加入细菌战调查, 有人做过统计, 王选为此花费百万以上。

有人说“王选一个人抵一百万的军队”, 王选改变了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进程。

几乎所有对日诉讼案件中, 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他们大多是年高体弱的农民, 没有文化, 语言不通, 更不懂日本的法律。本来都是原告委托律师打官司, 但在对日诉讼中, 作为原告的中国农民不仅不具备与被告“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往往也不是诉讼的主导, 只能被动地跟在帮助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后面, 甚至连赴日出庭的钱都是由包括律师在内的日本友人筹集的。王选最初也只是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 她是日本调查团的翻译, 还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员,是调查团最好的帮手, 但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 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 没有中国的原告。

但是,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目的也是不同的。面对细菌战问题, 日本左翼人士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 而王选说自己不懂政治。中国的原告认为赔偿和谢罪一样, 是当然的诉讼请求, 但有的日本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日本律师这样想, 有观念的不同, 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中国人自己的官司, 自己应当知道要什么, 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受害者控告日本政府, 应当让中国人自己发声。王选开始“抓权”:“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这个抢来的身份使一个原本柔弱的江南女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沿。

让诉讼超越法庭

1998 年2 月16 日, 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2002 年8 月27 日一审宣判: 承认原告所指认的细菌战加害事实, 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 诉讼费由原告承担。2005 年7 月19 日, 二审宣判: 原告败诉, 维持原判。

二审宣判后, 中国原告当庭抗议, 继续向日本最高法院控告日本政府。

有个问题已经被问了无数遍, 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国家都已经放弃赔偿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打这个官司? 也有人说, 告也没用,三审的结果是明摆着的,国内的许多媒体也都以“败诉”作为报道的标题。但王选不这么看。通过诉讼, 日本的法院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过细菌武器, 全面认定了原告方面提出的受害申诉,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用到“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一类的词, 就凭这一点, 王选说: 我们胜了。

细菌战诉讼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日诉讼中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中国原告42 次走上日本法庭( 其中18 次, 原告只有王选一人到庭), 一次又一次向法庭、向这个世界描述60 年前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第一次开庭时,“细菌战”还是一个少有人知的字眼, 除日本本国媒体外几乎没有境外记者的身影, 中国新闻界对此未做任何报道。一审宣判则已吸引了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BBC、CCTV 等世界顶级媒体的关注。随着诉讼的进程, 每一次开庭之后, 王选、律师和原告身后, 都排满了等待采访的记者, 全世界都因此关注细菌战, 诉讼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的, 让罪恶以及与罪恶有关的其它事实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诉讼团也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在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中成熟, 除历史问题之外, 在细菌战诉讼的进程中还追加了对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律师团长土屋公献说: 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进步。

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他说这句话,也许是在律师团与王选的又一次“争吵”之后, 针对的是王选嫉恶如仇的性格, 针对的是她的坚持、执拗和怒吼。而我借用这句话, 想说的是王选对细菌战诉讼和诉讼之外所做的贡献。王选告诉乡亲们: 我们不能总是用日本人的钱, 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 不能总依赖别人。日本方面的钱也是市民团体一点点化缘化来的, 王选和朋友们一起去找企业, 找朋友, 想方设法筹钱。最好的时候一次筹到了10 万元, 可以够10 位原告去日本的路费, 也有许多时候只能筹到50、100 元, 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到。细菌战诉讼至今已有200 多人次受害者到日本申诉、作证, 除去受害者自己承担的部分, 其余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筹来的。

王选把许多一辈子没有离开乡村的农民带到了世界面前。乡亲们跟在王选身后走进陌生的城市, 在集会上、在法庭里发言, 将失语半个世纪的中国受害者的声音带到了东京的法庭上, 带到了日本游行队伍的前列, 带到了日本内阁, 带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

王选还将细菌战诉讼法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在中国,细菌战研究薄弱成为诉讼掣肘因素。在王选的努力下,1999 年3 月, 上海社科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 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 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随着王选锲而不舍的努力, 随着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国内相继召开,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院校加入到相关调查研究的行列中。

更为可贵的, 王选超越了仇恨。

我曾经问过王选你的目的是什么, 她给我的答案是: 和解。

被誉为民族英雄的王选常说:“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不仇日。”在日本的法庭上, 在抗议游行的发言中, 王选还常说这样一句话:“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王选通过她的演讲、她的专栏和博客, 不仅揭露细菌战的事实,也向中国人民介绍日本和平运动的朋友们。王选带领着中国的受害者, 从调查、诉讼, 走向了诉讼之外,“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 就是为了和平, 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1997 年4 月25 日, 王选带领11 位细菌战受害者再次远赴日本。这一回, 他们不是为了“打自己的官司”, 而纯粹是作声援团。4 月27 日, 是“西松建设劳工案”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宣判的日子。

劳工案与细菌战案, 说起来是“两件事”, 但又是“一件事”。

1998 年, 中国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诉讼“西松建设”, 一审判决西松公司存在强掳和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 但以“10年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2004 年, 广岛高等法院以“《中日共同声明》中并未明确写入放弃个人索赔权”为由, 二审判定原告胜诉。“诉讼期限”和“放弃索赔权”是中国民间诉讼中都要面临的问题, 这是日本高等法院在类似案件中首次判决中国劳工胜诉, 影响不言而喻。西松公司不服判决, 日本最高法院受理了上诉理由中“放弃索赔权”一点, 又将宣判时间定在了2007 年4 月2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之后,可见其用意。

4 月27 日上午, 日本最高法院宣判, 原告败诉, 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中国受害者无权要求日本赔偿。当天下午, 在同一地点, 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 对中国山西省慰安妇案宣布判决“驳回上告”。当天, 几位日本律师还接到最高法院的三个电话通知书, 通报驳回刘连仁劳工案、福冈劳工案和另一起中国慰安妇案的上告。最高法院在一天内连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五个上告, 创下了日本司法史上的记录, 也是在传达着某种信号。这意味着, 目前正在日本各级法院审理的受害者赔偿都会被日本法院拒绝, 这意味着, 细菌战诉讼在日本已经走到了尽头。

5 月9 日, 一濑敬一郎律师事务所接到通知, 通知驳回中国受害者的上诉及开庭申请。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她为细菌战诉讼十年奔波, 耗尽百万家财, 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 她的人生已经与细菌战诉讼联系在了一起, 诉讼将往何处去? 王选将怎么做?

在漩涡的中心, 那个平常语速极快、容易激动的王选, 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气定神闲: 在你日本这里判得不好, 没关系, 我们就到联合国,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高处不胜寒

美国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足以使整个日本沉没。”但中国没有第二个王选, 也许是因为王选走得太快了, 她“早生了五十年”。

高处不胜寒, 王选也曾发怨言:“这么大的中国, 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但是,说归说,怨归怨, 说完了, 甩甩头, 该干的还是要去干, 因为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责任感, 有危机感。

许多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 日本政府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法律, 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当年日军战败之前, 曾动员各细菌战部队大增产, 准备施放出数以吨计的各种烈性致病菌以及带鼠疫菌的300 万只老鼠和跳蚤, 企图灭绝中国及其邻国。可以说, 今天存活在亚洲大陆的人, 都是幸存者。那么,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人, 又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呢？2000 年, 美国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 解密600 万份二战文件。在众多前往查询的学者中, 王选是第一个中国人, 平时身边每天都会有十几位日本人, 到了双休日更多。不论是在美华人还是在美留学生的数量,中国都远超日本,但是,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王选一直是唯一的中国人。中国人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倘若失去历史, 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

战后60 年, 在东京的“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国际集会上, 韩国来了两位议员, 台湾地区两位, 菲律宾一位,日本四位, 中国内地只有王选一人, 而且“没有身份”:“各国都是NGO 的身份, 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 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 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 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提到自己的身份, 王选的话里,总是充满了酸涩和无奈。

能有NGO 的身份, 一直是王选梦寐以求的。从诉讼刚一开始, 王选就在努力, 希望注册一个民间组织, 获得社团法人身份, 并成立一个基金会, 能够把关注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

汇集起来, 资助那些有意调查的人。但是, 八年过去了, 九年过去了, 如今细菌战诉讼已经踏入了第十个年头, 抗日战争那么难八年都打赢了, 细菌战原告团已经成为了一个闻名世界的存在, 而王选在国内注册的心愿, 仍然没有实现。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们要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要到联合国去,但是,到联合国去必须首先具有民间组织的身份才行。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幸存者及其家属, 已委托王选为代表, 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协会”,但愿这一次, 他们能够成功。

直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俄罗斯才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战士死亡之外, 平民死亡是最难统计的, 这是一件需要全民族来做的工作。中国有二十多个省遭细菌战攻击, 死亡百万人, 但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成为开庭诉讼和历史记录的依据。必须像崇山村的鼠疫死难者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他的住所、身份、年龄、发病时间、症状和死亡时间, 有相关的证人和证言。这需要有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 而民间又没有一家这样的NGO 组织。与王选合作多年的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认为: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 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他们有理想, 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但是, 就算这样, 也没有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中国没有第二个王选, 因为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

王选走在了法律界、学界的前面, 走在了体制的前面, 却走不过时间, 细菌战180 位原告已有55 位辞世。让王选心急如焚的是, 绝大多数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其他的战争受害者都已过古稀之年, 很有可能连姓名和经历都不待留下就会被时间带走。从云南到黑龙江, 从浙江到内蒙, 疲惫的王选、孤独的王选、被使命感和危机感压得透不过气的王选奔走在细菌战受害地, 自己在拼命地做, 也呼吁人们行动起来, 抢救历史: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 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调查、整理出来, 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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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与细菌战相关内容可见王选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wx5286